憂愁的石川欽一郎 – 薰風

 

「在台灣的無用廢物裡，能排上『大關』等級的就是總督府的塔樓吧。」洋畫家石川欽一郎在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的《台灣日日新報》上畫了一個有鐘樓的台灣總督府，並在畫旁繼續寫著「不過，東西有沒有用端看你怎麼用它，何不效法倫敦的國會議事堂的大時鐘，在塔上也安裝一個自鳴鐘，讓報時的鐘聲傳遍周遭四面，這才是時間宣傳的妙招啊！」

 

 

所謂的「大關」是指高級的相撲力士，這裏卻是指塔樓大而無當。石川還在其他地方稱它為「煙囪」，有更多民眾則笑它是「阿呆塔」。當時台北城的市區改正暫告一段落，這些嘲諷則表達出居民對這類都市計劃的矛盾愛恨情緒。在這個現代性事業裡，行政單位要拆什麼舊建物，誰都有意見，要蓋出什麼樣的新築建物，風格又難盡如人意，更無奈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你只能眼看著它發生。

 

 

石川在二次來台期間曾好幾次描繪這棟象徵殖民統治的阿呆塔。不過，每次他站在現在的凱道上仰望著阿呆塔時，或許就像看著一個有著自己意志的現代怪物吞吐整個城市，而在事理的另一面，這個怪物又是大眾賴以為生的建設——下水道建設阻止了瘧疾等傳染病蔓延；堤防阻擋了淡水河帶來的水患；通風採光良好的磚造建築帶來了身心健康。如今所有人都必須與這個怪物相處，其中堤防對石川特別重要，因為他熱愛謠曲，而表演場所如料亭與戲院多聚集在堤防內，現在的西門町一帶。

 

在台灣的石川也是首次碰到市區改正這種事。這個計劃在日治初期就已被提出，由此建立了著名的三線路與新公園，並在建築規則裡列入了留出「亭仔腳」的規定，以應付台灣悶熱多雨的天氣。但是真正大動土木則是伴隨著真正的災難而起。一九一一年的風災水患再度重創台北城，當局就趁機汰換毀壞的建物，沿著三線道等大馬路旁建立了三階磚造家屋。石川不喜歡這些新築建物，因為它們的立面切得太齊，加上路邊行道樹不夠多的關係，亭仔腳反而讓家屋與道路之間顯得各自孤立。他在一九一四年台北城內到處大興土木時說「（家屋）整頓成這樣子，就算是日本的其他都市也不曾看過這樣的現象。」接著就開始懷念起東京曲折的街道。確實，他在台灣看到的是日本首次的都市計畫實驗，這個實驗最初的主事者是著名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他回到內地後，也將台灣的都市規劃經驗用於東京市區的改造上。

 

 

這些變動都為石川的創作帶來不一樣的餘音。他繪於一九一〇年的〈裏町〉，主題是富商李春生的洋樓建物，位於現在的迪化街上。石川刻意將主題放在後景，前景部分——從左側房屋牆壁的痕跡推斷——則是拆掉舊屋後留下的空間。這種安排近於歐洲風景畫裡的浪漫主義傳統，在這個傳統裡常可見到希羅時期的廢墟遺址，被用來代表遠方或是遠古的時空感。

 

 

然而，在市區改正開始後，這些牆面上的痕跡除了想像外，更疊加了現實裡的荒謬感——現在可不是開玩笑，這些台灣老房子是真的會「被」消失，而且因為老房子越來越少，懷念消失事物的牧歌式風格反而益顯真實。

 

不僅如此，伴隨著幾乎是週期的自然災害，這個現代怪物同時也加速了人們的時間感。石川欽一郎在一九一六年回到東京後，期間曾前往歐洲旅行，回到日本後碰上了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大地震，以及其後由後藤新平主導的「帝都復興計畫」。等到他在一九二四年第二次來台時，時隔八年，卻像是過了一個時代般。他拿出以前的寫生簿，在報紙上刊起了「今昔台北」的比較，新的寫生簿則用來繼續記錄台北市，偶而伴隨著酸言酸語，諷刺著人們的舉止尚未跟上城市發展的腳步。

 

台北初代都更最後為石川帶來了兩種鄉愁風格。一方面，他像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的城市漫遊者，不過他其實更像是被現代性推著走的老派人物。他對於美術的見解近於十九世紀的英國畫家康斯坦伯（John Constable），專注在對自然的觀察，以及詩與畫的感通經驗上。他對於同時代「為藝術而藝術」的現代主義則刻意保持距離，此外在面對體制的態度上，他也從來不是具反體制性格的前衛主義者。

 

 

 

另一種牧歌式的鄉愁則較接近他最初來台灣時找尋的意象，而都更則是把他外推到了城市以外的其他地方。此時他彷彿又落入了後殖民理論者的口實，成為「觀看他者的視線」，不停地與日本風景對照比較。不過當時他已在台北師範學校（今台北教育大學）任教，旅行寫生行跡所至多伴有台灣學生的身影，例如家住郊區汐止的陳植棋；前往新竹講習美術時則有李澤藩當嚮導。基隆的倪蔣懷則是石川第一次來台時，在國語學校兼課時認識的學生，往後也成為他在台推廣水彩畫的重要助手。

 

 

本篇完整內容，詳見薰風2017年 Vol.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