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生命告別之所—台灣的「齋場」 – 薰風

 

人的生命終有結束的一天，不同的國家或民族，對於往生者身後事的處理方式有所差異，衍伸出多樣的葬儀文化。流程雖不盡相同，但都表現後人對前人的尊敬與思念。台灣早期除了原住民族，主要的喪葬習俗受到漢人文化影響，與儒、道、佛教之信仰緊密相扣。日人治台後，開始對地方風俗加以調查，將早期台人的葬禮儀式詳盡記錄，當時的傳統葬禮多選擇土葬，今日我們熟悉的火葬係後來由日人引進。

 

日本葬儀文化主要受到佛教影響，一般認為江戶中期以後火葬已成為庶民普遍接受的埋葬方式。雖然明治維新之後，因排佛運動曾於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實施火葬禁令，但受到都市化國家如英國的影響，加上政府基於都市衛生考量，遂於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解除禁令，並曾以內務省的「衛生勸獎費」設置火葬場。

 

日本治台之始，初來到台灣的日本官民，有些因為水土不服，急病過世，都先行在台灣火葬，再送返家鄉，各地火葬場設施也因應而生。由於台人習慣之土葬會產生土地利用和疾病傳染等問題，政府當局希望以火葬取代舊慣，開始推廣新式葬儀，帶入日本葬儀文化。但入土為安的習俗難以被改變，且古代漢人文化多顯示出對火葬恐懼，直到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才出現了第一位進行火葬的台人，為台北的佛教徒。後期則因為獎勵措施，台人願意火葬者才逐漸增加。

 

在日式葬儀中，「通夜」是往生者過世後的第一個對外公開儀式，原為遺族與亡者最後共度與共餐的時間，逐漸演變為告別式前的前夜祭；「告別式」則為往生者家屬、友人或其他關係人士進行弔祭之儀式，結束後「出棺」，將遺體送往火葬場火化。舉行通夜與告別式所需的專門場所，稱為「齋場」，亦可稱「葬儀堂」或「葬儀場」。齋場原為神道用詞，專指進行祭祀儀式的場所，演變至近代，多用來稱舉行葬儀的會場空間。除了齋場外，往生者自宅、其生前所屬單位的場地、日本佛寺，或開闊空間所搭設的臨時齋場等，亦是時常舉行葬儀的場所。

 

 

縱觀漢人文化的殯葬習俗，並無齋場一類專門舉行喪禮的公用場地，大多私設靈堂。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年落成的台北葬儀堂，是台灣首座齋場建築，位於三板橋內地人共同墓地（今康樂公園、林森公園一帶）旁，在佛教曹洞宗布教師佐佐木珍龍的奔走，以及在台內地人的捐款下才順利建成。後因規模較小，也為了讓不同宗教信仰者均可使用該設施，隨即於一九〇六年（明治三十九年）進行改建，完成後由台北廳管理營運。

 

 

台灣其他幾個主要發展地區，由於人口急遽地膨脹，象徵文明進步所需的相關建設應運而生；公營齋場的設置，也成為許多城市的重要政策。繼台北之後， 一九一七年（大正六年）新竹廳在南門外枕頭山腳（今大眾廟後方一帶）設立了齋場，於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改建後，更名為「新竹修禮堂」；台南的齋場建於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位於南門外桶盤淺地區（今南英商工南側）；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設立的高雄市齋場，位於市區北郊的田町地區；台中市齋場落成於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位置在新高町台中神社北側（今新興停車場）。

 

綜觀台灣幾個州治城市的齋場設置區位，多選擇鄰近墓地、火葬場的位置或市郊交通便利的地區。早期齋場建築的外觀，原形為日本佛寺風格，以台北及新竹的齋場為代表，爾後受到近代建築風格及新式材料影響，出現了裝飾藝術（Art Deco）語彙，高雄市齋場即是重要代表。而內部空間，也逐漸從寺殿格局轉變成長型的「式場」樣態，多可容納數百人，端部設有祭壇的陳設空間。

 

日本時代在齋場辦理葬儀的往生者，大部份為內地人，本島人佔少數，當時會特別刊登在報紙上的告別式，多為有功將官或著名士紳。台北葬儀堂可說是台灣最多著名人士舉行相關弔祭儀式的齋場，像是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陸軍大將乃木希典夫婦及其母親、台北天然足會創立人黃玉階、台灣民眾黨領導人蔣渭水等。另外，被視為重要南進基地的高雄，市營齋場從一九三〇年代末期開始，頻繁舉行了許多「英靈告別式」，藉由市葬向參與聖戰犧牲的軍官及士兵致敬，具有濃厚的戰時色彩。

 

 

 

 

 

本篇完整內容，詳見薰風2017年 Vo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