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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恐慌、信念瓦解……三個世紀前倫敦瘟疫實況,竟與當代如此相像!

瘟疫從未停止襲擊人類,無論是今天,或是三個世紀以前。在生命遭受傳染病的威脅之際,心靈也承受著嚴峻的試煉……

一開始只有少數因瘟疫死亡的案例,後來死亡人數開始節節攀升,直到消息瞞不住了,瘟疫正式宣告爆發。富人一個個率先舉家搬遷,然而對小市民來說,這場瘟疫才剛丟出第一道艱難的選擇題:要放棄所有財產,孑然一身離開這座城市嗎?窮人則是根本走不了,只能留在原地聽天由命。

後來整座城市開始充滿遭病痛折磨的人──染病的人、被駭人病徵嚇壞的人,下令封閉的一間間屋子都傳出發自靈魂的哀鳴。有些人不得不涉險工作,也有些人趁火打劫、大發瘟疫財。路見竊盜、搶劫案,也不能報警,因為這樣一來反而會讓自己暴露於染上瘟疫的危險之中。所有人都非常害怕,因為瘟疫隨時會找上門。「恐懼對人造成另一種影響,懾住人心,教人思路遲滯,無所適從。」

*****

六月第二週,聖吉爾斯教區疫癘依然嚴重,有一百二十人下葬。儘管死亡公報上說瘟疫死者僅六十八人,但人人都說,若照那兒平日的葬禮次數來算,少說也有一百人。自治市本來沒有瘟疫。全部九十七個教區裡,唯一一名瘟疫死者是前面提過的那位法國人。可是那一週卻死了四個人,一個住木頭街,一個住芬喬奇街,兩個住彎曲巷,那時泰晤士河對岸的南華克還沒人死於瘟疫,完全沒有。

我住在阿德門附近,約在阿德門教堂及白禮拜堂地界中間,在馬路左手邊,也就是北邊。因為瘟疫尚未傳到我們這裡,街坊依然氣定神閒,但城裡另一頭已亂成一團。生活優渥的人,尤其是西區的貴族仕紳,很不尋常地紛紛舉家走避,僕從也一併帶走。離城人潮在白禮拜堂教區特別多,也就是在我住的寬街。街上但見大小車輛載著家庭用品、婦孺、僕人等等。車上滿是中上階層的人,由馬夫隨行匆匆離去。後來,街上出現空的大小馬車,還有僕人帶著備用馬匹,顯然是從鄉間回來的,或是主人要他們回來接人的。路上還有無數騎馬的人,不論是獨行者,還是帶著僕人的,大多帶著行李。瞧那行裝,任誰也看得出來,他們是要遠行的。

那景象很可怕,看了心情就沉重,可是我移不開目光,從早看到晚。其實那時街上也沒有別的景象了。我不禁十分認真思量即將臨城的大難,以及留下的人將面對的艱難處境。

因為這麼多人急於離城,有數週時間要進市府極為困難。那兒全是人,推推搡搡的,要辦遠行用的通行證及健康證明,以便離城後能獲准通過官道上的鄉鎮與投宿旅店。當時自治市尚無人死於瘟疫,只要是住在市內九十七個教區或特區的人,市長都不為難,直接發給健康證明。這種情況維持了一段時間。

這波離城人潮持續了幾週,橫跨五、六月,愈到後面人愈多。這是因為傳聞官府要在路上設關卡及路障,阻止人們離城,沿路城鎮才無須擔心會有倫敦人路過,將瘟疫傳給他們。其實這些傳聞毫無根據,純屬臆測,尤以初時為甚。

我認真思量起自己的處境,忖度自己該怎麼辦,是該留在倫敦呢?還是跟許多鄰居一樣,鎖上家門避難去?這些事情我之所以說得如此詳細,是因為也許日後有人會碰上相同的難題,必須跟我一樣做出決定。那麼,這些記載對他們會很有幫助。我希望這些記載可供後人做行事參考,而不僅僅只是記錄一己作為,因為我的境遇對別人來說,可能還不值一法辛 (法辛:farthing,當時的銀幣,約值四分之一便士;十二便士為一先令,二十先令為一鎊)。

我眼前有兩樁要事:一是繼續做生意,保住店面,畢竟,我的生意很大,也是我在人世間的全部身家;二是保住性命。顯然全城已是大難當前,對此我和別人同樣恐懼,那恐懼之深沉,倫敦再大,也承載不了的。

第一樁事對我十分重要。我是馬具商,主要生意不是來自開店或投機,而是做美洲英國殖民地生意的商人,因此我的財富泰半操在他們手上。我是單身沒錯,但手下有一批人為我做生意。我有一棟房子、一間店面,還有幾倉庫貨品。簡單說,在這種情況下離開,只能拋下一切,是來不及找到可靠的人打理事情的,那樣不僅會危及生意,也會危及貨品和我在人世間的一切。

那時我哥哥才從葡萄牙搬到倫敦幾年。我問他意見,他只說了一句話,以前我也曾問過他意見,雖然那時狀況迥異,不過他也只說了那一句話,就是「救救你自己吧」。簡單說,他認為我該去鄉下,他自己也要與家人下鄉避難。他說要預防瘟疫,還是走為上策,這大概是他在海外聽說的。我說如果我離開,就會失去生意、貨物或貨款。他以同樣的理由大力反駁,說我要留下來,任由上帝處置我的生命安全,才真是要斷送生意和貨物。他說:「將生意託付給上帝,跟你留在這麼危險的地方,然後將生命託付給上帝,不是一樣嗎?」

我不能辯稱無處可去,因為我們在北安普敦郡老家還有一些親友。而且,我唯一的姊姊住在林肯郡,她很歡迎我同住。我哥哥已把太太與兩個孩子送到貝德福郡,他也打算上那兒去,力勸我同行。我一度決定順他的意,可是卻找不到馬。儘管並非所有人都離開了倫敦市,不過我敢說馬兒大概都不在了。有數週時間,全市幾無馬匹租售。我一度打算帶個僕人徒步離城,並且跟很多人一樣不投宿旅店,就帶個行軍帳棚露營野地,反正天暖,不致受風寒。我說,很多人都這樣做,因為後來好些人那麼做了,尤其是曾參與幾年前戰役的人。必須說明的是,選擇餐風露宿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倘若多數離城的人都這樣做,瘟疫就不致蔓延到許多鄉鎮及人家,造成嚴重破壞,奪走無數人命。

可是我打算帶走的僕人卻棄我而去。他見瘟疫日益嚴重,嚇壞了,又不知道我何時啟程,便另謀出路,拋下我走了,我只得延後動身。不管我盤算用什麼方法離城,每回臨走總會出狀況,走不了,行程只得一延再延。若非如此,那麼我接著要說的話,便會像是無謂的題外話了。我要說的是,是上天讓我走不成的。

我提這件事,也是因為這是我能給人最好的忠告了。任何人,特別是行事但求問心無愧的人,若是碰上這種情況,又願意憑良心做事,那麼我建議他們留心周身發生的事情,將之一一納入考量,因為事事都是互相關聯的,而且都與他們眼前的問題有關。如此一來,他們就能確認事事都是來自上天的旨意,旨在告知他們當時應有的作為。我是指在碰上疫癘時,究竟是該離家躲避,還是該留在家中。

一天早上,我尋思去留的問題,深自覺得我們碰上的事,無一不是出於上帝的安排或旨意。因此,這些不如意必然有出奇之處。我該想想,這是不是上帝在明示或暗喻我別離開倫敦?我隨即想到,若是上帝真要我留下,就會保護我在死亡危機環伺下全身而退;而我若是想離開住處以保全性命,不理會這些我確定是來自上帝的指示,那便是背棄上帝,上帝會在恰當的時間和地點,向我討公道。

這些想法又改變了我的決定。我見到哥哥時,便說我想遵從上帝的旨意留下,聽憑上帝處置;更何況,基於我說過的理由,留下來是上帝特別差遣給我的任務,我更是不能走。儘管我哥哥信仰十分虔誠,他聽到我說這是上天給我的暗示,還是笑了。他一連舉了幾個他所謂的莽夫,說出他們的故事,說我正是莽夫。他說,若我因為病痛而行動不便,不能出走,那無庸置疑,的確是天意,應該遵從神的指引。畢竟,神既然創造了我,就可全權處置我。可是,如果只是因為雇不到馬離城,或只是因為本該服侍我的僕人跑了,就認為是上天在暗示我不該走,那就太荒謬了。我可是身體健康,四肢健全,也有其他僕人,輕輕鬆鬆就能徒步走上一、兩天,而且還能拿到健康證明來證明我完全健康,可以隨意租馬或在驛站更換坐騎。

他接著告訴我,在亞洲及他去過的其他地方(我哥哥是商人,我前面提過,他幾年前才從里斯本回國),土耳其人和伊斯蘭教徒因為自行其是,遭逢不幸;說他們奉行宿命論,認為每個人的結局早已注定,無法更改,因此毫不顧忌去惡疾流行之地,與病患交談,就這麼著,每週要死上萬人。反觀歐洲人,即信奉基督教的商賈,深居簡出,沉默少言,多半沒染上惡疾。

聽了哥哥這席話,我又改變心意了,決定要走,便安排好一切事情。總之,我周遭瘟疫加重,一週死亡人數增加到近七百人。哥哥告訴我,他不會再冒險停留。我要他讓我考慮一天,然後再決定去留。反正,我已盡力打理好一切,安排了生意上的事,也找了人料理事務。唯一剩下的,就是做決定了。

本文出自麥田出版《大疫年紀事(史上第一部瘟疫文學,歐洲小說之父丹尼爾‧狄福融合紀實與想像之震撼作品)》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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