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香江》病毒考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 umedia 優傳媒

 

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雖被公安訓斥散播謠言，但武漢病毒散播得比李的謠言更快更遠。（圖／翻攝自微博）

作者／鄭漢良

姑勿論世衛組織如何稱呼或標籤去年年底從武漢滋生繼而在全球通行無阻的冠狀病毒，這種前所未有而又天性鬼祟的肺炎病毒源自中國大陸，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種國產的病毒對國產的社會主義，同樣已經造成前所未有的考驗。華盛頓郵報形容，當年促使蘇聯崩潰的車諾比核電廠事故，今天是中共傾盡一切也要避免重蹈的覆轍。

 

在此之前，中國正要計畫挾帶其坐擁的金山銀山，將其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輸往全世界，尤其是一些對西方民主制度既怕又恨的二、三流世界，更是中國模式輸出的主要目標，而運送這個模式到諸如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其他非洲國家的「速遞服務」，不是別的，正是所謂的「一帶一路」。中國當然不會做賠本生意，且看今天非洲的吉布提和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就知道這世界是沒有免費午餐的。

 

歷史有多諷刺就有多諷刺。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去年12月30日在其社交群組首先爆出武漢出現莫名且有極富傳染性的肺炎病毒，之後雖被公安訓斥散播謠言，但武漢病毒散播得比李的「謠言」更快更遠。然而在李文亮吹口哨才三個星期之前，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行了一場研討會，主題就是中國到底有沒有向外輸出它的發展模式。所謂中國模式，我個人認為本質上就是專權體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

 

中國有意輸出其發展模式，其野心可從2017年10月黨總書記習近平在黨十九大演說中得到確鑿的印證。習在該次的演說中，對內和對外有兩個明確目標；對內是將今年2020年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從今天回看習的演說，我個人認為最可圈可點的就是這一句：「特別是要堅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得到人民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習近平就算更英明更偉大，恐怕他也預料不到「重大風險」是今天這個模樣。

 

對外，習近平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然而，武漢病毒成為了習近平和所有人都預料不到的「重大風險」之後，中國上述對內和對外的目標是否會因此而受到影響，繼而可以「經得起歷史檢驗」呢？

 

武漢病毒成為習近平和所有人都預料不到的重大風險，圖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克強（左2），9日赴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考察疫情防控，慰問一線科研人員。（圖／翻攝自新華網）

能夠在今年達致全面小康社會，問題有點複雜。今年1月初，武漢疫情還似霧煞煞之際，中共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在北京召開，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出席會議、中宣部部長黃坤明主持會議，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出席會議。根據中新社，王滬寧在會上指示全國做好所謂「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宣傳。

 

王滬寧信心滿滿，或許反映了當時的疫情確實還未到抓住中央領導眼球的地步。但到了2月5日，抗疫工作已在全國火速進行之際，新華社卻發了一篇報導指出，國務院今年在1月2日發出的第一號文件，內容是「關於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

 

國務院發出的第一號文件，要等到整整一個多月後才由新華社發表，這裡面顯然有點學問了。文件發出的時間，武漢疫情顯然比王滬寧主持文宣工作會議時還要輕，至少表面而言。但新華社到了2月5日發布這個文件，政治正能量用意凌駕一切：北京不但有信心打敗疫情，小康社會水平亦將如期在今年實現。

 

是的，達致全面小康社會是可以量化的，例如城市化水平、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例、社會發展總支出佔GDP比重、公共教育經費佔GDP的比重、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以及平均預期壽命等等。但既然這些都是數字，今天新中國所提供的，有多少是不受外界質疑的？如果數字可以穩定政權，數字又算什麼？

 

至於對外，即所謂中國模式的輸出，其成敗將肯定視乎抗疫的成績，一個不小心，輸出不成反轉內銷，那就大事不好了。今天對疫情中國發最「絕情」的，不是美國、日本或其他西方國家，而是它的鐵桿哥們。俄羅斯和北韓是最早對中國「封關」的國家；印尼這個一帶一路重點國家，已在武漢撤走它的學生；而印度更讓北京不高興，它不只計畫從大陸撤僑，甚至還考慮撤走要求離開湖北的巴基斯坦學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對這些鐵桿哥們的絕情視而不見，卻不只一次批評美國過度反應。華發言人的作風其實見怪不怪，中國的子民不也是只會在西方民主國家撒野嗎？我就硬是不信有人膽敢跑到俄羅斯向老毛子或北韓的金三世抗議他們對中國「過度反應」。

 

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視遠道而來的柬埔寨首相洪森為「患難與共」的朋友了。畢竟，像洪森這樣子的國家領導人在當世實屬稀有。

 

但中國模式的體制能否打勝這場仗，似乎難以令人樂觀。世界沒有幾個國家好像中國，說將武漢封城，人口超過千萬的武漢就得封城；說要將湖北封省，湖北就得封省；說要建造一個，不，兩個醫院，兩個醫院就在一個月之內建成；說你散播謠言，你就是散播謠言；說你是抗疫英雄，你就是不再是謠言散播者。至於什麼人權、自由、法律，統統都要在抗疫的大前提下靠邊站。然而，這樣子的政治體制，卻只能眼巴巴的看著疫情不受控制的蔓延，光喊幾聲「相信政府相信黨」的口號，根據世上所有醫學專家（或許除了有些中國醫生），都是不能有效對抗病毒的。

 

用口號治病毒不行，那也罷了，但如果疫情不斷擴散下去，人民一旦發現疫情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所謂的中國模式恐怕難免破產。

 

洛杉磯時報日前報導，中國的病毒是一場天災，而中國的歷史一直視地震、洪水、瘟疫等天災的出現，代表皇帝統治不公正，失去了合法性，是亡國的徵兆，而當公眾對皇帝失去信心，很快就會出現起義。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總監謝爾（Orville Schell）接受該報訪問時說，這就是習近平失去「天命」的時刻，這是一種心理轉變，人民對統治者可以保護人民的能力失去信任。

 

我與其他很多人相信都有共同的願望，那就是希望中國病毒盡快消失，因為我們居住在中國大陸的隔壁，我們以及我們的至親好友，都生活在病毒的陰影之下。尤其是我們香港人，17年前經歷了一場沙士浩劫，有299人不幸罹難，包括一名年輕的女醫生，有無數人因為治療不當而有骨枯後遺症，禍延終身。沙士最終消失於無形，但絕非被香港體制或香港模式所打敗。抗疫還需科學方法，不是取決什麼政治模式或喊幾句口號就行的。

 

作者簡介

鄭漢良，從事新聞工作近40年，余紀忠時代曾服務美洲中國時報和台灣中國時報，退休前是中時副總編輯以及駐港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