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變局如何解？　羅海雷：貫徹「港人治港」 - umedia 優傳媒

羅海雷認為，「港人治港」就應該允許港人保留民主、自由、法制這些核心價值觀。圖為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圖／翻攝自YouTube）

 

優傳媒記者陳重生／臺北報導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升溫，香港報人羅孚之子羅海雷發表專文剖析香港變局時認為，回歸後，由於沒有心理的準備，「不少港人好像一夜之間發現過去的『表叔』，突然之間都變成財大氣粗的『土豪』」。他強調，「北京沒有理由不想香港好」，現在看來香港問題的癥結是政制，「港人治港」就應該允許港人保留民主、自由、法制這些核心價值觀。

 

羅海雷是香港資深報人羅孚（1921—2014）之子，也是天安門事件海外救援民運人士「黃雀行動」參與者羅海星的弟弟。這篇5000字長文，發表於今年7月下旬。

 

羅海雷指出，上世紀香港取得的非凡成績，不單為香港人本身，也為宗主國英國和大陸提供了巨大的利益，是典型多贏的結局。1997回歸之前的幾年，更是香港取得的最高峰。但回歸至今，應該公正說一句，北京還是盡最大努力在實現「一國兩制」的承諾。現在問題出在哪裡？是否有解決方案與路線圖？現在北京好像還不太清楚問題點在哪？

 

羅海雷認為，「中港矛盾」的關鍵在於統戰工作的失誤。90年代回歸以前，社會人心不穩，再加上有英資財團帶頭轉移公司註冊地，北京統戰工作主要面向財團、資本家以免資金外流是有合理性的。

 

文中指出，在曾蔭權的第二次任期（2007-2012），特別是2008年北京在金融海嘯後實行4萬億救市方案，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以曾蔭權為首的特區政府，並沒有前瞻性地判斷國內政策對香港的房地產價格有重大影響，再加上對「自由行」的管理並不到位，民怨再次激化。

 

作者表示，「中港矛盾」的第二個關鍵點，是因為香港有一股被稱為「泛民」的強大反對派力量，他們與特區政府、支援北京政策以工聯會為首的「建制派」一直在抗爭。這些在80年代積極支援香港回歸的力量，後來為什麼改變立場成為抗爭力量的主體？簡單一句就是因為1989年。

 

羅海雷分析指出，香港這股反對力量由於佔領了「道德高地」，並沒有隨著「一國兩制」的落實而消失，反而成了與「建制派」抗爭的主心骨，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

 

其次，羅海雷表示，在「中國崛起」面前，港人有點手足無措。「我們不具備產生李光耀、金大中這樣政治家的土壤；也沒有韓國人的強烈憂患意識，更沒有金大中這樣的領導人可以在危機面前，拋棄狹隘的黨派與地域觀念，帶領民眾走出危機」。

 

但不能否認，作者提到，回歸以前無論是英資還是華資財團，在港督面前都是老老實實的。回歸以後，特區行政長官雖然都很努力，但都平衡不了擁有強大政治關係的地產財團與市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們作為領導人都沒有提醒港人在「中國崛起」年代，香港需要改變，需要新的定位。

 

羅海雷說，由於沒有心理的準備，「不少港人好像一夜之間發現過去的『表叔』，突然之間都變成財大氣粗的『土豪』」。

 

羅海雷這篇文章也問道：「逢中必反」的香港年輕人是如何煉成的？在2000年，特區政府教育部門將中國歷史變成不是中學生的必修科。按道理，回歸以後其中一個要務是培養年輕人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無可置疑董建華本人對國家民族有著豐富的感情與認同感，但不知道是否因為給「亞洲金融危機」搞得焦頭爛額，還是他看不出問題的嚴重性？這麼重要的事情居然通過了。

 

羅海雷指出，他的那個年代，據說香港部分中學教歷史就到1840年，鴉片戰爭這樣敏感問題就不用老師傷腦筋解析，免得主管教育部門的人不高興。是不是有人自作聰明，害怕現代中國歷史牽涉到國共內戰和建國後的一大批政治運動不好評論？ 而大陸軟實力的缺失更使得問題複雜化，香港年輕人通過國際與香港傳媒看到主要還是負面資訊。習慣國內傳媒運作的內地官員與老百姓，很容易就以為是別有用心的人在抹黑。

 

羅海雷說，在這樣的氛圍下，香港年輕人開始對大陸的冷漠和疏離。他們中的極端份子不但討厭內地，連帶對「中國」的人民、文化、社會都唾棄漠視。他們更不想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更公開嘲笑所有和大陸有關的東西：殘體字、劇集、唱歌比賽、大陸食品、強國人……他們不單嘲笑，也完全不想瞭解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

 

近年香港的年輕人嚷著要通過參政而改變命運，他們豪氣干雲地要為七百萬港人決定命運。作者質疑，「這是一群沒有社會經驗的孩子，不讀歷史、不瞭解政治背後的複雜性，如何參政？這不正是一個現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文中還引述現在屬於阿里巴巴集團的《南華早報》近期民意調查：九成港人，懷念英治。也就是說不單指年輕人是不滿當前的政局。香港出了什麼問題？香港的華人當真都是崇洋親英的賤骨頭？

 

港英政府確實在七十年代開始改善以前管治不足之處，再加上香港在此期間接連搭上兩次經濟快車，中產階級在香港形成並日益擴大。作者表示，今天北京不能還只是停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舞照跳、馬照跑」來響應港人的訴求，特別是中產階級的訴求。民主、自由、法制與人權已經成為大多數港人的共同價值觀。 

 

羅海雷指出，他們認為「港人治港」就應該允許港人保留這些核心價值觀。他們對於內地出現的情況並不瞭解，也沒有興趣去理解，簡單認為國內就是沒有法制、沒有人權、打壓民主與自由的地方。

 

「而從2003年以後，港人看到了內地巨大經濟增長的同時，那種要錢不要命的發展、越來越嚴重腐敗和官商勾結，社會上不公平的地方越來越多，還有數之不盡的潛規則出現」。作者表示，這些亂七八糟的東四還通過自由行傳染到香港，而特區政府往往給港人的印象，就是無力在鉅變面前維護港人的核心價值。

 

羅海雷說，這也說明為什麼香港幾位學者提出「佔中行動」概念的時候，能夠得到這麼多年輕人和不少中產階級的支持，雖然「佔中」失敗了，但社會被撕裂了，少數激進年輕人更公開宣傳港獨思想，港獨電影《Ten Years》得獎也是香港民心的表徵。

 

作者強調，香港問題的癥結是政制。如果沒有記錯，在中英簽訂了香港回歸協定以後鄧小平說過：「英國人能夠管好香港，中國人也能做得到。」客觀的說，現在離這個目標有一定的差距。

 

「香港對於北京來說除了有無可替代的經濟價值，還有面子問題，北京沒有理由不想香港好」。不過，羅海雷指出，現在看來香港問題的癥結是政制。北京決定要收回香港時，顯然對當時現行的這種雙層結構政制很滿意，企圖簡單地用大陸本土的統治代替英國政府的統治，而且承諾五十年不變。

 

他並表示，大陸實施的是縱向管制的「人民民主專政」，而英國實施的是橫向制約的西方民主政制。要在香港實施大陸式的政體，顯然是行不通的；但如果要在香港完全實施西方民主，則無疑是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反共反華的橋頭堡和急先鋒，其結果必然是蚍蜉撼樹，螳臂當車，最後以鬧劇收場。

 

不過羅海雷也提醒，港人，特別是泛民主派也應該考慮務實的抗爭方法；北京也應該逐步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支援特區政府更好應對港人的合理訴求，並在如何選定特區政府行政長官的方法，與港人達成共識，完成鄧小平的承諾。最終還是要以理服人，重建港人對香港的信心，也給世界一次機會看到大陸軟實力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