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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驚聲》「大興機場」與「香港暴動」:歷史的兩個側面 - umedia 優傳媒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作者/張陌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由習近平親自宣布投運,這座突破許多紀錄,可望達到上億人次/年的全球最大機場,對許多中國人而言,是民族復興的另一次標記,可是對中國之外的其餘世人,卻不過將它當成基建狂魔的另一座竿頭,早已司空見慣,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西方世界的許多評價大多如此:這只是中國獨裁體制下的產物罷了,對於西方人,寧願生活在自由與法治之下,也不會為了一件一件破紀錄的工程,而被專制的政府統治。 

 
像一隻鳳凰展翼般的大興機場,被英國衛報評選為「現代世界七大奇蹟」之首,是世界最大的單體隔震建築,全球第一座有高鐵在航廈地下穿過的機場,亦是世界首個「雙進雙出」航廈。就算其軟體部分也毫不遜色,旅客從報到、行李托運、安檢、登機,四大關鍵環節都實現全流程自助,以及無紙化通行、刷臉登機。 


可是,這一個不斷創造奇蹟、分秒都在崛起的國度,它的邊陲與周圍卻正上演著對抗它的戲碼,香港的反送中暴動,以及在台灣的大選,都以抵抗暴政、抗拒極權作為號召,在共和國即將歡慶它的七十年生日的前夕,出現在台、港的這些訴求與呼喚顯得格外諷刺。 

 

但究竟哪裡出了問題?是中國依然在政治上嚴重地落後了,還是西方徹底誤解了中國?如果中國在政治體制上是落後的,它的這些屢次跌破世人眼鏡的中國速度與成就,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如果是西方誤解了中國,難道西方所信仰的那些政治價值,已經瀕於灰飛煙滅? 


 
由於中國的量體太大,它的崛起對於已經引領世界近五百年的西方而言,不單只是單一國家的興起,而是文化與制度的顛覆,亦即西方所形塑的一切標準,無論是文化、社會或政治上的,都將可能被徹底改寫,這是西方日漸顯露的焦慮,而如今它已經到達了焦慮的頂點,中美貿易戰的爆發、與香港暴動只是整個西方與中國進行抗衡的序曲而已。 


 
而中國的崛起首先顛覆的,恐怕就是以「意志」為核心的「個人主義」倫理。這個倫理的背後,都是「浮士德」式的意志哲學,猶如史賓格勒所說的,是一種「優勝者倫理」,一切都關於「我」的自我完成,以及證明「我」的存在。西方如今的民主、平等與人權的概念,都是建基於此。 
 
 
但中國崛起所標榜的價值,卻完全是「集體主義」的範式,假藉儒家的宗法倫理,將每一個人嵌或編入於一個整體、使命或任務裡,個人必須服膺於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理想,人的自我完成不可能自外於這個集體,憑一己之力獨自完成,因此也無法排斥國家或社會對自己的生命歷程的干涉,人權、自由與民主也就絕不是什麼不可侵犯、不可顛撲的真理。 
 
 
所以,「大興機場」與「香港暴動」,只是一個歷史事件的兩個側面,一個側面是對於新秩序與新體制的崛起的歡騰與雀躍,一個側面卻是對於這個新秩序與價值的恐懼與顫慄;但它們所以同時發生,卻是事所必至的必然現象。 
 
 
必須釐清的是,稱呼中國如今的體制為「極權」與「暴政」,必然是刻意的自我蒙蔽,是一種「冷戰」式的意識形態宣傳,有什麼「暴政」是史無前例讓數億人民在二、三十年之間完成脫貧?又有什麼「極權」可以創造全項目的工業體系,為全體人類謀求福祉? 
 
 
中國的崛起以及迅速逼近西方經濟水平的事實,意味著西方的制度已經出現缺陷與不足,於是出現了一個替代性的體制供人類選擇,但這並不意味西方透過不斷思索與掙扎,所結出的人權、與自由的果實,可以在集體的名義底下任意踐踏,中國在完成「大興機場」這般夢幻而完美的作品後,也應戮力於思索如何解放個人的權利。 
 
 
中國與西方可以相互補充與對話,從來就不是誰代替誰或誰壓垮誰,中國早已沒有輸出革命的念頭,西方亦不必鎮日想著演變中國。北京的領導人可以從香港抗爭者的惶恐中,尋思自身的盲點,但香港的抗爭者亦應看到大興機場背後,那萬眾一心的美好與輝煌。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作者/張陌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由習近平親自宣布投運,這座突破許多紀錄,可望達到上億人次/年的全球最大機場,對許多中國人而言,是民族復興的另一次標記,可是對中國之外的其餘世人,卻不過將它當成基建狂魔的另一座竿頭,早已司空見慣,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西方世界的許多評價大多如此:這只是中國獨裁體制下的產物罷了,對於西方人,寧願生活在自由與法治之下,也不會為了一件一件破紀錄的工程,而被專制的政府統治。 

 
像一隻鳳凰展翼般的大興機場,被英國衛報評選為「現代世界七大奇蹟」之首,是世界最大的單體隔震建築,全球第一座有高鐵在航廈地下穿過的機場,亦是世界首個「雙進雙出」航廈。就算其軟體部分也毫不遜色,旅客從報到、行李托運、安檢、登機,四大關鍵環節都實現全流程自助,以及無紙化通行、刷臉登機。 


可是,這一個不斷創造奇蹟、分秒都在崛起的國度,它的邊陲與周圍卻正上演著對抗它的戲碼,香港的反送中暴動,以及在台灣的大選,都以抵抗暴政、抗拒極權作為號召,在共和國即將歡慶它的七十年生日的前夕,出現在台、港的這些訴求與呼喚顯得格外諷刺。 

 

但究竟哪裡出了問題?是中國依然在政治上嚴重地落後了,還是西方徹底誤解了中國?如果中國在政治體制上是落後的,它的這些屢次跌破世人眼鏡的中國速度與成就,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如果是西方誤解了中國,難道西方所信仰的那些政治價值,已經瀕於灰飛煙滅? 


 
由於中國的量體太大,它的崛起對於已經引領世界近五百年的西方而言,不單只是單一國家的興起,而是文化與制度的顛覆,亦即西方所形塑的一切標準,無論是文化、社會或政治上的,都將可能被徹底改寫,這是西方日漸顯露的焦慮,而如今它已經到達了焦慮的頂點,中美貿易戰的爆發、與香港暴動只是整個西方與中國進行抗衡的序曲而已。 


 
而中國的崛起首先顛覆的,恐怕就是以「意志」為核心的「個人主義」倫理。這個倫理的背後,都是「浮士德」式的意志哲學,猶如史賓格勒所說的,是一種「優勝者倫理」,一切都關於「我」的自我完成,以及證明「我」的存在。西方如今的民主、平等與人權的概念,都是建基於此。 
 
 
但中國崛起所標榜的價值,卻完全是「集體主義」的範式,假藉儒家的宗法倫理,將每一個人嵌或編入於一個整體、使命或任務裡,個人必須服膺於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理想,人的自我完成不可能自外於這個集體,憑一己之力獨自完成,因此也無法排斥國家或社會對自己的生命歷程的干涉,人權、自由與民主也就絕不是什麼不可侵犯、不可顛撲的真理。 
 
 
所以,「大興機場」與「香港暴動」,只是一個歷史事件的兩個側面,一個側面是對於新秩序與新體制的崛起的歡騰與雀躍,一個側面卻是對於這個新秩序與價值的恐懼與顫慄;但它們所以同時發生,卻是事所必至的必然現象。 
 
 
必須釐清的是,稱呼中國如今的體制為「極權」與「暴政」,必然是刻意的自我蒙蔽,是一種「冷戰」式的意識形態宣傳,有什麼「暴政」是史無前例讓數億人民在二、三十年之間完成脫貧?又有什麼「極權」可以創造全項目的工業體系,為全體人類謀求福祉? 
 
 
中國的崛起以及迅速逼近西方經濟水平的事實,意味著西方的制度已經出現缺陷與不足,於是出現了一個替代性的體制供人類選擇,但這並不意味西方透過不斷思索與掙扎,所結出的人權、與自由的果實,可以在集體的名義底下任意踐踏,中國在完成「大興機場」這般夢幻而完美的作品後,也應戮力於思索如何解放個人的權利。 
 
 
中國與西方可以相互補充與對話,從來就不是誰代替誰或誰壓垮誰,中國早已沒有輸出革命的念頭,西方亦不必鎮日想著演變中國。北京的領導人可以從香港抗爭者的惶恐中,尋思自身的盲點,但香港的抗爭者亦應看到大興機場背後,那萬眾一心的美好與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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