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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甲柏連孜之前的歐洲漢語語言學

甲柏連孜《漢文經緯》(1881)內頁

文/韓可龍 譯/董悅

甲柏連孜不僅是一位卓越的語言學家,還是一位獨具慧眼的預言家。他研判南北官話的時候,遠遠沒有可以遵從的語言法規,來從社會學角度區分勝者敗者。1912年,這項法規才被提上政治議程。就像甲柏連孜30年前預測的一樣,這場20世紀的語言法規之戰以北官話的勝利而結束。

甲柏連孜的《漢文經緯》在許多方面是里程碑式的著作。不僅如此,它代表著當時即19世紀後期德國漢語語言學的知識層次和研究水平。作為萊比錫大學卓越的教授,甲柏連孜1878年開始了他作為漢學家和語言學家的開拓性工作,十餘年後轉到柏林繼續工作。正是由於他在德國大學的此類漢語研究是一個開創性的工作,甲柏連孜有歷史契機建立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並且穩步持續地發展了這個新領域。

甲柏連孜對傳統漢語書面語言的分析幾乎只基於有記錄的書寫篇章。在語法出現百年之後的時期,西方語言學家對漢語口語的研究比對書面語的研究更加重視。甲柏連孜語篇分析的基礎不僅有經典名家作品,也包括歐洲傳教士、學者作品中與語言學有關的文章。這就引起了一個問題:在甲柏連孜語言學的分析中,特別在漢語語言方面,究竟對早期名家的認識有多深?在他研究的文章中,有多少是原始文獻?當然,這個問題無法簡單回答。在這裡我只籠統地提出幾個引子,可能對確定甲柏連孜作為漢語研究的語言學家在歷史中的位置有所幫助。同時,我還將粗略地指出,歐洲19世紀下半葉的漢語語言學研究雖然與更早的漢語研究視角大不相同,但依然無法擺脫對漢語神秘屬性的探究。

下面對《漢文經緯》引言部分的分析不單單講甲柏連孜語篇分析對漢語語法的貢獻,而是簡要描述漢語語言中的社會語言學特性。我首先引用引言中第37段:

在漢語諸方言中,以官話傳播最廣,聲望最高,但就已知情況來看,也數它在語音上磨蝕得最多,蛻變得最厲害。官話分為三種次方言:一,南官話,也稱正音,意思是正確的發音:其中心區域在南京,近代接受了一些改變。17-18世紀耶穌會士的著作里記錄的就是南官話。另外,這種官話還出現在大多數用滿文轉寫的文獻中,因此極具科學研究價值。

北官話,其最主要的形式是京話。這種官話廣為人們接受,似乎有望成為勝出者。官員們優先考慮講的,來華歐洲外交人士學習的,都是這種官話。但科學不應該以這種官話為對象。在所有的漢語方言中,北京話在語音上可能是最貧乏的一種,因此同音詞也最多,所以不適合科學研究的目的。(甲柏連孜,《漢文經緯》,姚小平譯,第17頁)

對上面的引文,我首先做兩段註釋:

一方面可以確定,甲柏連孜不僅是一位卓越的語言學家,還是一位獨具慧眼的預言家。他寫出上述引文的時候,遠遠沒有可以遵從的語言法規,來從社會學角度區分勝者敗者。1912年,這項法規才被提上政治議程。就像甲柏連孜30年前預測的一樣,這場20世紀的語言法規之戰以北官話的勝利而結束。這場勝利最終導致如今人們經常忘記統治階層官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以古都南京周邊語言為準,以北方官話為準的時間是非常晚的。

比評價甲柏連孜的遠見明察能力更重要的是探究他社會語言學論斷的立足之處。具體而言,即他是如何在偏遠的阿爾滕堡的小鎮珀施維茨得出以下這個結論的:官話最受腐蝕,北官話被歸入最不適合科學用途的那類。誠然,語音的貧乏是一個理由,並且這種語音只能靠本身描述。但是,甲柏連孜在語言演變方面的價值判斷究竟從何而來呢?

甲柏連孜理論的來源包括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74年的著作《漢英韻府》以及艾約瑟(Joseph Edkins)的作品《官話口語語法》。艾約瑟同樣是一位傳教士,來自英國倫敦傳道會。兩本書的作者都是傳教士,與甲柏連孜不同,他們在生活多年,掌握了很高的官話水平,並且至少還會一種地方方言。有趣的是,在上文提到的書中,只有一處章節以不同地區官話中心為題進行了介紹。我引用衛三畏《漢英韻府》引言部分第32頁:

在廣闊的南京周邊,南官話和正音或許是使用最頻繁的。它被稱為通行的話,或是一種到處都能被理解的話。北官話或者說京話是目前最流行和最優雅的,就像英國的倫敦音,或者巴黎的法語口音,被認為是帝國皇室的語言。

以上引文或許可以部分回答甲柏連孜認為北官話最終勝利的信息從何而來。但是,比傳教士更有權威的來自當地的證據幾乎找不到。因此甲柏連孜從哪裡獲得他對南官話中立的態度,依然是未解之謎。這個態度在上述來源中無法追尋。衛三畏的研究只停留在對兩種官話發音方面的一些區別,並對此進行了幾句簡短的總結:「這些變化特點無止境,並且方言結構上沒有區別。」

簡言之,衛三畏只描述了南官話和北官話發音上的一些區別,並認為後者是更受尊敬的方言。甲柏連孜更進一步,明確指出北官話發音上的問題。這種認識態度的來源在我前文的引用中有所提示:「17-18世紀耶穌會士的著作里記錄的就是南官話。另外,這種官話還出現在大多數用滿文轉寫的文獻中,因此極具科學研究價值。」

眾所周知,耶穌會士已經在其早期活動中明確規定,在的傳教士應該學習官話。雖然也許還存在其他可行辦法,然而他們沒有付諸行動。這個規定可以追溯到傳教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並且在耶穌會著名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過世后,於17世紀初公開的日記中被證實,利瑪竇這樣寫道:

官話在文化階層正在流行,並且在陌生人和本地親朋會面時使用。隨著對共同語言認識的逐漸加深,我們的成員的確沒有必要去學習他們本地的方言……這種民族的官話已經普遍到婦人和孩童都能聽懂的程度。

利瑪竇有關晚明時期南官話在社會和地區間廣泛通行的判斷,增加了漢語的神話屬性。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相悖的例子逐漸出現。例如:在歷史資料中,除了在核心區域,幾乎沒有人講這門語言。同樣地,由於時間原因,在甲柏連孜的語法闡釋中找到一些耶穌會士的語言是不可能的。在這裡我提出一個假設:漢語的神話屬性在耶穌會士的文獻記錄中能找得到歷史源頭。這種由此產生的語言理解一直存在到19世紀晚期之後,直到今天還依然有效力。

我再提一個不同的知識來源。最早的漢語語法書是1621年的一部手稿。這份手稿是一位無名西班牙傳教士作品的簡短概要,他在馬尼拉的華人居住地工作過。語法對象是東南省份福建的當地方言,以及在馬尼拉的商人及手工業者的語言。我在此節選引言部分的三個句子:

所有識字的人都會官話(Mandarin)。漳州(Chiochiu)有本地方言。應該注意的是,在這個地區有五種方言,彼此之間能夠聽懂一些,就像葡萄牙語、瓦倫西亞方言、阿拉貢內斯方言、卡斯提方言等等[之間的關係一樣]。

這種簡短的描寫絕不包含評價,或者說具有科學研究能力的評價。同樣地,這種觀察「所有識字的都懂官話」要比前文利瑪竇的引言更加符合實際。

上文提到的第一本漢語語法書於1730年由德國漢學先驅貝爾(Theophilius Bayer)翻譯成拉丁文,他憑藉此書進入了歐洲文化階層。儘管如此,我們認為,這部漢語語法書仍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這種對漢語口語語法的無興趣在18世紀讓位於對

漢字的狂熱。

也許我們依然處在神話當中,這個神話已經在歐洲人與漢語及漢文化相遇時形成,並部分保留到今天:漢字代表了一種超越語言系統的,並因此能夠被普遍理解的象徵性系統。大家普遍認為,甲柏連孜在這個問題上是克制並有不同見解的。他寫道:

人自古以來就一直使用一種所謂的表詞文字。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文字,每個字元通常只有一個正確的念法;用這種文字寫成的句子,只能按照字元排列的順序來解讀。(甲柏連孜,《漢文經緯》,姚小平譯,第52頁)

在第118段他最後寫道:

用通用文字書寫的所有文字作品,不管用的是哪一種文體,操同屬一種漢語的各地方言的人都能讀,並且是逐字逐詞地讀出意思。如此看來,漢字也屬於國際通用符號,只不過是在一種語言的各方言之間通行。所以,這是一種典型的文字,而首先則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把無數人口維繫成一個民族整體。(同上)

從甲柏連孜的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出,可讀性只適用於同一種語言下不同方言使用者之間。漢字在日本、朝鮮和越南的使用是其普遍性象徵的說法,甲柏連孜是與此劃清界限的。

最後我想指出,甲柏連孜對北方官話的拒絕態度帶有一定的嘲諷意味。想再說明一點的是,甲柏連孜19世紀末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學,也就是今天的洪堡大學任教。他的講座課自然對推進漢語語法研究做出貢獻,但不僅僅如此。我給出幾個例子:1891年夏季學期,古日語語法;1892年冬季學期,節選漢語文章解讀;1982—1893年冬季學期,漢語語法、古日語語法;1893—1894冬季學期,漢語語法的早期形成。和甲柏連孜同時期在柏林大學授課的漢學家阿恩德(Carl Arendt)由於早年在進行過翻譯工作,精通漢語口語,這一點與甲柏連孜完全不同。除了阿恩德,在柏林大學的課程表上還有兩位中文母語者的名字,他們可以在周六之外的時間上練習課,並且一位講北方方言,一位講南方方言。換句話說,當時的柏林大學不顧甲柏連孜的警告,依然保留了北方方言進入課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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