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系列】門羅主義：美國崛起與擴張的產物【政治憲法學第231期】

美國崛起與擴張的產物

——珀金斯《門羅主義史》述評

屈從文*

本文原載於《大國》2005年第4期

[內容提要]門羅宣言是美國外交史上的重要文件，它從最初的一紙文告逐步演變為門羅主義，支配了美國100多年的拉美政策。本文無意對門羅主義做出褒貶的評價，希望通過介紹帕金斯描述的門羅主義擴展和衰落的歷史進程，理清其演進的歷史脈絡及其我們可以從中看到的一些啟示。通過門羅主義，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外交的傳統和美國特色，這將有助於我們對美國外交的理解。

門羅主義的產生和演進過程是一個值得人們去探究的課題，它從最初的一紙文告，逐步發展延伸，支配了美國100多年的拉美政策，其演進、擴展直至衰落的歷程是耐人尋味的。門羅主義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它「為美國外交政策樹立一個舉世共見的準則，並將它牢固的植根於民族意識」。[1]以至於瑪麗·貝克·愛德在1923年《紐約時報》紀念門羅主義100周年的文章中寫到：「我嚴格信奉門羅主義、我們的憲法和上帝的律法。」[2]目前，國內沒有對門羅主義進行論述的專著，而在美國，有關門羅主義的專著眾多，其中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德克斯特·珀金斯的《門羅主義史》[3]一書。門羅主義的發展史伴隨了美國崛起和擴張的歷史進程。研究門羅主義，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外交的傳統和美國特色，這將有助於對美國外交的理解，對於我們思考今天的外交亦會有所裨益。

一、門羅宣言的發表

門羅宣言的發表源於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拉美各國在西班牙國內起義之際開展獨立運動並取得了重大勝利，美國在世界上率先承認了拉美國家的獨立。在面臨神聖同盟威脅干預的情況下，英國外交大臣坎寧向美國提出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反對在拉美恢復殖民，主張承認拉美獨立。針對坎寧的建議，美國的外交決策層形成了兩種不同意見，門羅總統和前總統傑斐遜、麥迪遜等人，儘管不信任英國的意圖，他們還是認為「美國應該與唯一能夠對它構成傷害的大國結成同盟以獲得安全，這個同盟將保護拉美的獨立，或許，這也是嚇阻神聖同盟支持西班牙的最佳途徑。」[4]國務卿亞當斯則反對接受坎寧建議，認為「對俄國和法國直言不諱地宣布我們的原則，總比充當尾隨在英國軍艦後面的一艘小船要光明正大和體面得多」，[5]美國的外交決策者們在經過激烈爭論后，決定撇開坎寧的建議，獨立發表闡釋美國立場的宣言，該宣言於1823年12月2日由美國時任總統門羅以國情咨文的形式發布，是為門羅宣言的由來。

門羅宣言發表在美國獨立后的第47年，就國家綜合實力而言，門羅時期的美國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與有關的列強相比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弱小的國家。經濟上，美國製造業僅相當於英國的1/5左右，不到俄國和法國的一半，也比西班牙要低，佔世界製造業總產值的比重約2％左右。[6]門羅時代是一個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時代，今天一些廣為接受的國際法準則和國際規範，如限制戰爭權等遠沒有得到接受，各國維護國家利益和爭取國際地位幾乎完全憑藉實力，而最主要的手段是戰爭，最重要的工具是軍隊。在門羅時期，美國的軍事力量相當弱小，門羅宣言發表前不久，1819年，美國遭遇經濟危機，一些擴充軍事實力的計劃被推遲或者取消。1821年美國國會立法將陸軍規模裁減為6183人，[7]海軍雖然在1819年通過長期建設規劃，但擴軍計劃也被推遲和壓縮，1823年美國海軍力量只相當於法國的1/4，俄國的1/8，與英國的差距更大。[8]美國弱小的軍事力量與相關列強以數十萬計的龐大軍隊相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門羅宣言的發表，在當時的國際社會引起很大轟動，為美國外交贏得了聲譽和尊嚴，「它（門羅宣言）表現出美國在1823年已經是一個大國，這個國家那時已經享有它今天所擁有的尊敬。」[9]在當時條件下，美國這樣一個相對弱小的國家面對各個列強獨立發表這樣一份有影響力的宣言，需要十分的勇氣和信心，排除其它評價因素，僅此一點，就可以說門羅宣言是成功的。

門羅宣言不僅具有外交上的重要意義，它的實際影響已經超越了門羅宣言乃至國際關係本身。門羅宣言在當時條件下的提出和產生重大影響，體現了一國社會制度先進性和決策精英對未來國家強大的信心對外交決策的積極影響。

厄恩斯特·R·梅曾經指出，「就門羅主義而言，我的結論是其結果最好通過國內政治來理解」。[10]外交從根本上說是一國內政的延續，外交水準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內政治狀況的體現，套用克勞塞維茨的名言就是：「外交無非是內政通過另一個領域的繼續」。先進的經得起考驗的政治制度能激發國民蓬勃向上的朝氣，一個先進的國內政治制度將為外交提供適宜和有效率的決策體制，創造積極進取的外交風格，是積極外交的力量之源。而且，先進位度的吸引力本身就是外交的巨大優勢，吸引別國學習、借鑒本國制度，增加相互信任，其產生的作用是物質力量無法代替的。民主共和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誕生以前人類最先進的社會制度。此時的美國民主共和制度充滿生機和活力，美國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對民主共和制度充滿信心。在一定程度上，美國的孤立主義思想包含對民主共和制度優越性的理解，因為認為美國制度的優越性，美國的政治家才認為有必要將美國的獨特製度與舊大陸的專制制度分隔開來，[11]珀金斯《門羅主義史》的第一章標題是「新世界和舊世界的分裂——共和的美洲和專制的歐洲」，表明在珀金斯心裡，也含有某種對美國制度優越性的理解。門羅主義包含的對美國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理解，可以從它的內容看出來，門羅主義中的「兩個半球主義」即是基於歐洲和美洲的制度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制度，美國建立的和美國希望在美洲新獨立國家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優於舊大陸的君主專制制度的認識。

美國的決策者在國家實力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發表門羅宣言，表現了對民主共和制度的充分信心，並且相信國家的必然強大，對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理解和國家強大的信心促成了外交上的積極行動，儘管「美國扮演該角色所需的物質力量如果受到進一步考驗實際是不存在的」。[12]從這個角度說，門羅宣言可以看作是美國自信心和「救世」情結催生出來的。

門羅宣言發表之初在拉丁美洲各國受到普遍歡迎，也在於玻利瓦爾、聖·馬丁等人嚮往在拉美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對共同制度的嚮往促進了拉美和美國的相互認同，美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轉化為外交的優勢。但我們在以後門羅主義的演變歷程中也會看到，美國對政治制度優越性的認識和國家必然強大的信心也促成了與實力增強相伴隨的對外擴張，只是這種擴張帶有濃厚的美國特色。

二、從門羅宣言到門羅主義

應當說，美國從一開始獨立就有對外擴張的衝動，但美國的擴張主義有自身特點。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早期的清教徒移民帶有強烈的上帝選民的思想和「救世」情結。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表達了建設「自由的、進步的偉大國家」，為人類樹立「由正義與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穎的榜樣」[13]的思想。傑斐遜，這個美國獨立戰爭元勛中最堅定的民主主義者，也是最先明確提出將古巴等納入美國想法的人，因而也被稱為共和國的「第一個帝國主義者」，[14]可以被認為是美國式擴張主義的開拓者。在美國建立初期，選民情結和「為人類樹立榜樣」的思想使美國民眾以高度樂觀積極的精神去努力建設一個欣欣向榮的嶄新國家，建國后美國呈現的生機和活力是當時歐洲列強所不可比擬的。在一定程度上，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其基礎建立在一種理想之上，而這種理想所強調的，就是托馬斯·傑斐遜在《獨立宣言》中明確宣稱的『所有的人生而平等』。」[15]

然而，理想主義和擴張主義往往只有一步之遙，對自己制度優越性的理解和「救世」情結的結果是形成自我優越感，並且希望別國採納自認為的「理想」制度，極端情況就是對外輸出自己的「先進位度」，美國後來的「輸出民主」即是這種擴張主義邏輯的必然產物。門羅宣言和日後發展出來的門羅主義，集中體現了美國式擴張主義的核心特徵，反過來也大大促進了美國的對外擴張。並且，門羅主義的演變是和美國實力變化聯繫在一起的，實力的變化帶來門羅主義的演進。

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

在門羅宣言發表后的20余年時間內，美國的國力繼續增強，但經濟增長比較緩慢，期間美國的對外擴張基本處於停滯階段，在1819年完成對東佛羅里達地區的奪取后，直到1845年開始對墨西哥領土的掠奪，美國沒有大的領土擴張行動。對於一些歐洲列強在美洲的擴張行動，如英國1833年佔領福克蘭島等，美國沒有以門羅宣言為依據表示抗議，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或許這段時期門羅宣言給人的感覺好像是並不存在，關於門羅主義確實沒有什麼可以論述的，「在1826年到1845年這些日子裡，這些原則（門羅宣言）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16]此時的美國在國際問題上還不具備發出有份量的聲音的足夠實力支撐。

從19世紀40年代起，美國經濟取得顯著進步，經濟增速明顯加快，儘管遭遇了1857年的衰退，到1860年，在西方主要強國中，其製造業產量已經上升到第三位。[17]美國的軍事實力也迅速增強，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正規軍，軍隊開始正規化和職業化。在這種大背景下，從19世紀40年代中期起，具有濃厚美國色彩的擴張主義思潮——天定命運擴張主義席捲全美，美國開始了新一輪領土擴張，持續幾近15年，為美國獲得了3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短時間這樣大規模的領土擴張，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伴隨美國的擴張運動，門羅宣言復活了。

1845年，詹姆斯·K·波爾克上台，波爾克是一個野心勃勃的擴張主義者，波爾克時期是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擴張時期。波爾克第一次引用門羅宣言是為了實現對得克薩斯的吞併。美國對原屬於墨西哥的得克薩斯覬覦已久，早在波爾克上台以前的20，30年代，美國移民就大量湧入得克薩斯地區，到1835年，形成了美國移民多於當地居民9倍多的局面。[18]1836年，得克薩斯的美國移民不顧墨西哥反對，成立了得克薩斯共和國。蒞年3月，美國正式承認得克薩斯共和國。此後，得克薩斯兩度申請加入合眾國，遭到墨西哥堅決反對，墨宣稱美國兼并得克薩斯即是向墨西哥宣戰。英國和法國為解決得克薩斯問題提出積極建議，甚至建議保證它的獨立。但美國最終在1844年4月與得克薩斯簽訂了合併條約，1845年3月，得克薩斯正式併入美國。

美國的這一行為在道義上和法理上都站不住腳，但美國式的擴張不允許它沒有說明行動合理性的依據。因此，1845年12月2日，波爾克在他的第一個年度咨文中提到，「當前的世界環境被認為是重申門羅先生闡釋的原則和表明我真誠的贊同這個明智與完美的政策的恰當時機。」宣稱「我們法律的有效保護應該被擴展到整個地域範圍，而且需要明確向整個世界宣布的是，沒有我們的同意，任何歐洲殖民地或者領地不得在北美大陸的任何部分建立，這是我們的既定政策。」[19]「它們（美洲）的任何部分，組成一個獨立的國家，或者加入我們的邦聯，是一個不需要任何外部干涉的完全由他們和我們決定的事情。」[20]波爾克的這些話被視為門羅宣言復活的標誌，復活的門羅宣言為美國的行動找到了合理化的依據。不過有意思的是，波爾克這位為美國獲取重大利益的擴張主義者，由於在擴張行動中沒有遵守美國式的道德準則，在美國歷史上並沒有得到美國人的充分認可，經常受到各種指責甚至謾罵，或許，這又讓我們對美國式的擴張主義有更深的理解。

在這一輪擴張運動中的1853年，美國國會冬季會議圍繞是否將門羅宣言轉變為政策展開了一場辯論，通過這次辯論，門羅宣言「變成一個傳統」。「在1853年的辯論中，門羅宣言第一次真正成為門羅主義……我們應該視1853年為門羅主義的誕生年。」[21]將一個無特殊意義的文件根據需要轉變成為行為合理化的依據，進而成為一個傳統，這本身就體現了美國外交的「美國特色」。隨後，在1860年，美國和英國就英國退出中美洲的一些佔領地區達成了協議，「我們可以說1860年的條約代表了外交的第一次勝利，謹慎一點說，門羅主義通過條約真正形成了。」[22]

相對發表時的門羅宣言，波爾克的解釋做了很大的延伸，將一個文告宣布為一項「既定政策」。門羅宣言演變為門羅主義，包含強烈的美洲霸權思想，此時的門羅主義已經成為地區霸權的工具。「它植根於美國意識，不管歐洲和拉丁美洲是否喜歡，無可否認的服務於美國利益。」[23]

門羅主義形成后，美國陷入內戰，門羅主義的擴展停滯了幾年。內戰一結束，「自信的美國」開始「擴展門羅主義」。此後的1865年到「羅斯福推論」以前的近40年時間裡，美國多次引用門羅主義，如美國於1876年調解阿根廷與巴拉圭間的邊界糾紛；1880年調解哥倫比亞與智利間的糾紛；1881年解決墨西哥與瓜地馬拉間，智利與阿根廷、智利與秘魯間的邊界糾紛；1895年美國在英屬蓋亞那與委內瑞拉邊界問題上，迫使英國讓步，同意成立仲裁法庭，以確定兩國邊界；19世紀末期由於德國的崛起構成的對美國在美洲勢力的潛在威脅，在與德國爭奪美洲勢力的鬥爭中美國對門羅主義的引用；1898年奪取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賓，門羅主義似乎成了號召美國人奪取這兩塊西屬殖民地的號角。

在此期間，門羅主義產生了兩個新表述：「不得轉讓論」和「美國控制運河論」。

「不得轉讓論」的主要內容是：新世界的領土不能由一個歐洲列強轉讓給另一個列強，也不能從一個美洲國家轉讓給歐洲列強。[24]它的提出，源於1865年的西班牙智利戰爭。1823年的門羅宣言並沒有關於美國在一場美洲國家和歐洲列強之間的戰爭中進行干預的內容，在這場戰爭中，美國沒有採取行動，但美國的決策層開始考慮如何處理美洲領地向歐洲列強轉讓的問題了。在尋找政策的依據時，美國的決策者又將目光投向了門羅主義。在1868年古巴反對西班牙專制統治的鬥爭中，美國第一次宣示了「不得轉讓」立場。格蘭特總統在1869年明確宣布：「這些附庸國（歐洲列強在美洲的殖民地）不得再被認為是從一個歐洲列強轉讓給另一個列強的目標。」[25]在獲取多米尼加的過程中，美國時任總統格蘭特於1870年正式將這個原則和門羅主義聯繫起來。按照珀金斯的說法，「門羅主義這個新推論的出現是美國自信增強的象徵。」[26]

「美國控制運河論」即是宣稱要由美國控制未來的中美地峽運河。隨著美洲大陸的開發和交往的增多，開鑿中美洲地峽運河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各個大國都躍躍欲試。在1850年的克萊頓——布爾沃條約中，美國和英國獲得了共同控制未來運河的權利。但運河的修築一波三折，進展很不順利。此間美國的實力大為增強，已經不滿足與人分享運河控制權，要求獨佔運河控制權，同樣是通過門羅主義，美國以1901年的海——帕恩斯福特條約否定了克——布條約，英國向美國做出讓步，1903年的《巴拿馬運河條約》最終確認了美國對運河的獨佔控制。

門羅主義的擴展同樣是和美國的實力增強聯繫在一起的。美國內戰結束后，美國資本主義經濟加速發展，19世紀70年代初，美國超過了法國，到80年代初又超過了英國，躍居世界工業首位。[27]內戰后，美軍大規模裁減，相對西方其他列強，它的軍事實力是最弱的，但相對美洲國家，美國仍然是首屈一指的軍事大國，有限的軍力為實現美國目標有限的外交政策已經足夠了。

三、「羅斯福推論」及其之後

在歷史進入世紀之交前後，美國的國家實力進一步增強，國際形勢對美國的擴張有利。一般認為，美國的經濟規模在1894年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到1900年，美國經濟已經穩居世界領先地位了。在謝爾曼、馬漢、羅斯福等人的鼓動下，美國開始大力擴充軍事實力，尤其是海軍擴展尤為迅速，其海軍實力由1880年的世界第12位躍升為第3位，僅次於英國和法國。[28]與此相伴隨的是，20世紀初，美國興起了一場進步主義運動，再次肯定了對美國命運和潛在能力的無比樂觀信念。美國在美洲最強有力的競爭者英國，此時實力相對衰落，在布爾戰爭中陷入泥潭，迫切需要與美國協調維護其在美洲的利益，美國在美洲的優勢更加突出。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1901年上台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大力推行擴張主義政策。早在麥金萊政府時期，羅斯福就極力鼓吹擴充軍備，強烈支持對西班牙的戰爭，是一個典型的美國擴張主義者。在他任期內，門羅主義得到進一步發展，產生了著名的「羅斯福推論」，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西半球警察」。

1904年，羅斯福在古巴獨立兩周年的紀念宴會上說，「野蠻的錯誤做法，或者潛在的導致與文明社會關係鬆動的行為，可能最終需要文明國家的干預，在西半球，美國不能推卸其責任。」[29]在當年的咨文中，羅斯福宣稱美國可以「行使國際警察權力」。在1905年的年度咨文中他又提到：「對這個國家（美國）和這個國家的人民的錯誤行動經常是可能的，一些國家不能在他們的人民中維持秩序，不能確保對它友好的外國人的公正和不願意公正的對待他們，可能招致維護我們權利的必須的行動；但這種行動不能用領土擴張的眼光來看待，它只能用極端的不情願態度和其他各種措施用盡以後才能採取。」[30]這些言論構成了「羅斯福推論」的核心內容，其實質在於，儘管美國「非常不情願」，但是如果某個拉美國家「不能維持自己的秩序」，或者損害美國在該國的利益，甚至是疏遠與美國的關係，美國可能會進行干預，而且這種干預不能被看作是侵略和擴張。用珀金斯的話說就是使「由美國保護拉丁美洲轉變為由美國公正神聖的干預和控制這個大陸獨立共和國的事務」。[31]「羅斯福推論」提出后，西方列強除了英國外表達了不同程度的敵意，而拉美國家反應平靜，當時，「沒有一個拉美大國對總統的理論發表正式聲明。」[32]

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以「羅斯福推論」為基礎，羅斯福大力推行被稱為「大棒政策」的拉美擴張主義政策，他的繼任者塔夫脫又發展了「金元外交」。這以後，1913年上台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試圖「教會拉美共和國選舉好人」，[33]拒絕承認通過暴力取得墨西哥總統職位的維克多利亞諾·胡安塔等事件可以看作是「羅斯福推論」的延續。1905年到1916年門羅主義經歷了最迅即的擴展，同時，美國基於「羅斯福推論」對拉美的干預，也給美國帶來了「巨大惡名」，拉美國家對美國的不信任情緒持續上升，「到1915年，門羅主義的精神已經深深的和對新世界國家控制權、超級強權和霸權聯繫在一起了」，[34]「羅斯福推論」在1915年以後逐漸遭到了拉美國家的普遍抵制，影響力逐漸消退。

「羅斯福推論」及其相關的「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是門羅主義在世紀之交的新的表現形式，這一時期，美國在拉美的獨佔地位逐步鞏固。如果說，最初的門羅宣言包含反對殖民和維護拉美獨立的進步性，由此發展出來的門羅主義主要是為了和歐洲列強爭奪在拉美勢力的話，「羅斯福推論」則完全變成了美國干預拉美國家內政，服務於美國在拉美獲取獨佔地位的工具。

到威爾遜時期，威爾遜在1917年的一次演講中更是無限擴展了門羅主義，他主張「所有國家一致採納門羅主義作為世界的信條：任何國家不得尋求將自己的政體施加給別的國家和人民，每一個民族都有決定自己政體、發展道路的自由。」[35]並將門羅主義與和平聯盟聯繫在一起。由於美國孤立主義傳統的根深蒂固和當時美國不具備完全的實力將美國的影響擴展到全球，威爾遜的企圖最終以失敗告終。

在「羅斯福推論」造成美國——拉美關係緊張以及威爾遜的國際主義失敗后，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開始調整對拉美政策，採取了一些緩和與拉美國家關係的行動，如1929年胡佛當選后立即對拉美進行了旨在改善關係的訪問；並在任內急切的將「好鄰居」政策付諸實施。1928年年底發表了《克拉克備忘錄》，宣稱門羅宣言「不是為西半球國家之間的相互關係規定任何原則。這個宣言是美國對付歐洲的，不是美國對付拉美的。」[36]1930年6月又明確否定了「羅斯福推論」。經過1929年到1933年的「大蕭條」，美國在拉美的地位大為削弱。1933年上台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大力推行對拉美國家的「睦鄰政策」，在1933年的第七屆泛美大會上，美國提出了「不干涉原則」；在1934年6月的友好公約中重申了不干涉決議；在1936年的蒙得維迪亞以及布宜諾斯艾利斯會議上，宣布任何美洲國家對別國事務的干預是「不允許」的，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以及因為任何理由」，而且約定對「條款的任何破壞都應該進行共同討論」，美國參議院於1937年批准了該協議。這次會議「標誌著一個終結，即門羅主義使美國干預新大陸國家事務有正當性和被許可的解釋的終結」，[37]實際上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標誌著門羅主義的終結，雖然以後在1938年，1940年的哈瓦那會議和丹麥格陵蘭殖民地問題等不同場合被提及和重申，門羅主義的影響力不可挽回的衰落了。

在「睦鄰政策」的作用下，美國和拉美國家的關係有了改善，防止了二戰中軸心國對拉美國家的滲透，有助於拉美國家加入反法西斯陣營。二戰後，門羅主義還在拉美髮揮一定的影響，如1960年，當蘇聯開始向古巴滲透時，它還被援用，美國現任總統布希在演講中也曾經提到過門羅主義，但其重要程度和被提及的頻率已經大不如從前，可以說，門羅主義逐步終結了。當然，這不是說美國的擴張主義終結了，而是以充當「美洲警察」為內容的門羅主義已經不能適應戰後美國全球擴張的需要了。

門羅主義是美國外交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它是從半個世紀以來獨立同外國相處中建造起來的應予肯定的美國外交政策結構的一塊頂石。」[38]支配了美國一個多世紀的拉美政策。縱觀門羅主義的演進歷程，筆者認為有以下兩點值得補充：

1.門羅主義是美國崛起和擴張以及美利堅民族文化的產物。「實際上，門羅根本就沒有打算宣布一個什麼主義」，[39]由1823年的一紙咨文發展到門羅主義，再到「羅斯福推論」，甚至是威爾遜時期的無限延伸，支配了美國100多年的拉美政策，絕非簡單理論推演所能為。門羅主義每一次重大擴展都是和美國經濟發展，軍事實力的增強，以及一輪又一輪的「救世」擴張思潮相伴隨，門羅主義擴張的限度和美國實力允許的可能是相稱的、同步的。應當說，在門羅主義演變擴展史上，美國的目標和可運用的手段總體是平衡的。同時，應該明確的是，美國式的擴張總是總要有一件合適的「外衣」，門羅主義本身也可以視為這樣的一件「外衣」。美國人引用門羅主義，並沒有過多依賴它發揮實際效力，實際它也發揮不了什麼決定性作用，它應該更多的被看作美國為自己行為尋求合理化依據的有效工具。「門羅主義之所以重要，並非在於它做了什麼，而在於它發展的結果」。[40]

2.值得注意的是，在門羅宣言到門羅主義和再到「羅斯福推論」的演變歷程，大大強化了美利堅民族的一個習慣思維，即國家強大和制度優越必然對外擴張的推論，「強大的國家不變的感情是急切的想要統治。意識到他們的物質力量，確信他們的道義優越性，他們通常採取行動控制弱小的以及他們認為低劣的國家。」[41]美國崛起時期的這種擴張主義思維方式，到美國真正強大成為世界「霸主」后，對於別的國家的崛起，不管這個國家是多麼的愛好和平，美國會「以己度人」，它會本能的認為別國的強大必然帶來勢力的擴張，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戰後美國「遏制」政策的思想淵源，而這是珀金斯所不能預計到的。

*作者簡介：屈從文，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2004級博士研究所，國際政治專業。

[1] [美] 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等：《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上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3頁。

[2]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Foreword.

[3]該書有多個版本，且不同版本有多次重印，本文述評的是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公司1963年的版本。

[4]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198.

[5] Dexter Perkins, p43.

[6] 未能獲得當時美國和列強經濟的準確數據，根據保羅·肯尼迪著作中的數據大致推算出。參見[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頁，表6。

[7] [美] 阿倫·米利特、彼得·馬斯洛斯金：《美國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頁。

[8] 徐世澄：《美國和拉丁美洲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頁。

[9] Dexter Perkins, pp54-55.括弧內文字為作者所加。

[10]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reface.

[11] 美國學者小塞西爾·克拉布指出，孤立主義的「概念也許強調美國與其他大陸，尤其與歐洲地理上的分離。它也許主要強調美國精神上與哲學上同歐洲的分離，強調進步的美國生活方式與歐洲停滯的社會和經濟體制的對比。它也許主要關注新世界的民主與舊世界獨裁或專制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別。參見王曉德：《美國文化與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頁。

[12] Dexter Perkins, p54.

[13] [美] 喬治·華盛頓：「告別演說」，載王建華、蔣榮鈞：《世界名人演說精粹》，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頁。

[14] 王曉德：《美國文化與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頁。

[15] 汪波：《美國外交政策的政治文化分析》，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頁。

[16] Dexter Perkins, p93.

[17] 1860年，整個世界的製造業產量中，西方主要國家中，英國占19.9％，法國占7.9％，俄國為7％，德意志諸邦4.9％，哈布斯堡帝國4.2％，美國為7.2％。參見[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頁，表6。

[18] 黃安年：《美國的崛起》，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頁。

[19] Dexter Perkins, p65.

[20] Dexter Perkins, p79.（括弧內文字為作者所加）。

[21] Dexter Perkins, p99.

[22] Dexter Perkins, pp101-102.

[23] Dexter Perkins, p105.

[24] Dexter Perkins, p155.

[25] Dexter Perkins, p158.括弧內文字為作者所加。

[26] Dexter Perkins, p161.

[27] 施菊英：《世界現代前期經濟史》，載史仲文、胡曉林主編：《百卷本世界全史》第15卷，北京：國際廣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頁。

[28] 王曉德：《美國文化與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頁。

[29] Dexter Perkins, pp238-239.

[30] Dexter Perkins, p228.

[31] Dexter Perkins, p230.

[32] Dexter Perkins, p246.

[33] Dexter Perkins, p258.

[34] Dexter Perkins, p315.

[35] Dexter Perkins, p276.

[36] Dexter Perkins, p342.

[37] Dexter Perkins, pp346-347.

[38] [美] S·F·比米斯：《美國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28頁。

[39] Dexter Perkins, p375.

[40] [英] C·W·克勞利等編：《新編劍橋史：動亂年代的戰爭與和平：1793——1830》，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0頁。

[41] Dexter Perkins, 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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