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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啟華|洪憲帝制外交

編者按

《洪憲帝制外交》一書為民國外交史研究者唐啟華教授的最新成果。作者運用中、英、日三方檔案,描述了洪憲帝制外交的複雜面相,對於袁世凱帝制的失敗也有所討論。本文為該書的結論部分。唐啟華,台灣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洪憲帝制外交是近代史、中日關係以及東亞外交史的一大關鍵轉折,然而迄今學術研究甚少,民初以來之政治宣傳仍不斷複製,許多誤解持續以訛傳訛,影響國人歷史認知甚深。

本書以中、英、日三方史料為基礎,旁及英國檔案及日本外務省文書中提及之俄、法、美、意等國看法,探索洪憲帝制外交複雜多元的層面,還原了許多與過去所知相當不同的歷史面向,可豐富國人對洪憲帝制的歷史理解。本書最大缺失應在沒有參考同盟國方面,尤其是德國的視角;由許多蛛絲馬跡可以看得出德國在洪憲帝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對此不應忽略,然而限於筆者語言能力之不足,只能將此遺憾待諸來者。此外,本書以袁世凱及帝制派為中心探討帝制外交,對於帝制運動的內政因素與成敗之關係基本沒有涉及。

本書要旨

歐戰爆發不久即演變為壕溝戰,戰事持久化。1915年下半年,協約國在東線戰事吃緊,英國亟謀補足俄國軍火缺口,乃在試探購買槍械之可能,遂有巴克斯軍火案及梁士詒軍火案的交涉。巴克斯案雖很有可能是騙局,但在洪憲帝制運動期間,倫敦及駐華使領並不知道內情,相信政府手中控有大批軍火及兵工廠可以爭取利用。梁士詒軍火案則與參戰問題及帝制運動密切相關,兩案都是理解英國對洪憲帝制態度的重要語境。

袁世凱早有稱帝之心,一直在試探各國對帝制的態度,1915年7月袁氏派顧維鈞出使墨西哥(旋改使美國),可視為帝制外交的端緒。8月到10月中旬,帝制運動在國內外皆順利推動,在華列強馬首之英國,雖願支持袁氏,但質疑帝制之時機;迨日本首相大隈重信9月間對帝製表達善意,英使朱爾典遂於10月初也附和贊成。其他列強無論是協約國、同盟國還是中立國,都表示歡迎或不干涉,帝制派似乎認為勝券在握,遂於10月6日正式啟動變更國體之法律解決程序。

然而日本朝野之反袁意見在10月上旬不斷增強,14日閣議決定干涉帝制,以緩和國內各方政治壓力,並宣示東亞領導地位,乃積極聯絡列強,且不待各國都回復同意、取得英國政府諒解就斷然快速行動,28日主導提出第一次勸告。協約列強不得不追隨,但對日本建立東亞霸權有戒心。斯時袁世凱及帝制派騎虎難下,國民代表選舉及國體投票正順利展開,若接受列強勸告而中止,必大傷顏面威信,且有引起動亂之虞,因而不願示弱。中日雙方都認為帝制是否延緩,與國家體面密切相關,不能讓步。袁世凱稍做妥協,暗示本年內不改制,日本對答覆不能滿意,準備聯繫列強再提出第二次勸告。

袁世凱及帝制派於11月初提出參戰建議,主要動機在於:聯好英、俄、法三國,得其支持袁氏帝制,牽制日本主導之帝制延期勸告。協約列強之支持參戰,希望能驅逐德國在華勢力,去除陰謀根源,打擊德國戰志,並可取得軍火與兵工廠,還可增強對華影響,防止日本獨霸。日本為確立其在華主導地位,堅決反對參戰。英國主導之參戰與日本主導之勸告延緩帝制正面衝撞,為東亞外交主導權激烈交鋒。然而此時協約國在巴爾幹戰場遭到重挫,日本又發動強烈反英新聞戰,11月底英國政府決心對日妥協,日本確立東亞代言人地位,參戰案嚴重受挫。袁世凱之「聯英制日」失去全球大局的支撐,弄巧成拙,反而使日本朝野除去袁世凱的決心更加堅定。但就帝制運動而言,參戰案將第二次勸告拖延半個月,爭取到順利完成國體投票的時間。

11月中旬東京閣議決定聯絡協約國進行第二次勸告,在參戰問題告一段落後,繼續與列強協商。12月12日袁世凱接受推戴,15日日本領導協約列強提出第二次勸告。袁世凱對日妥協,表示願意「親善提攜」,日本乃與列強商議袁氏登基日期。然而在此關鍵時刻,陸宗輿聽錯石井意思,北京自行與各國商議2月初登基事宜,日本政府感到受愚,嚴厲譴責,中日外交事實上已然破裂,日本軍方決定自行其是。12月25日不只是護國軍起事之日,也是中日外交決裂之日。

護國軍實力雖不強大,起事後一個月內並無響應者,但因地處偏遠,政府軍無法快速鎮壓,反帝制聲勢漸起。同時雲南起事也讓帝制運動加速進行,帝制派知延遲登基危險甚大,聯絡各地軍人紛紛上書請速正大位。袁世凱於1915年底頒行洪憲年號,預備1916年2月登基。此時各國多支持袁氏,準備承認帝制,日本政府受到外交壓力,有意觀望,而軍方及志士、浪人等強硬派則加緊援助反袁勢力。同時袁世凱準備派遣特使赴日,並要陸使與日本政府交涉登基,但仍堅持不肯交換利益。袁氏認定各國都願意承認帝制,日本受到強大壓力,不能長期獨自拒絕。然而他低估了日本各界對他的敵意,1916年1月19日東京閣議決定不承認帝制。21日石井告訴陸使日本反對帝制,同時袁世凱宣布延緩登基,至此袁氏登基的最後一張王牌(德奧先承認)失去作用,協約各國遂決心追隨日本。

袁世凱暫緩登基之計劃,專力於平定內亂,列強暫取形勢觀望態度。然而日本大力支持各地反袁力量,1月27日貴州獨立,袁世凱見局勢不利,2月23日正式宣布緩正大位。此時北洋軍主力到達川南,護國軍戰事受挫,唐繼堯已安排流亡海外事宜,袁世凱希望取得軍事勝利后,可安排有利條件。然而3月7日東京閣議決定援助護國軍,堅決倒袁,反袁派聲勢大漲,15日廣西宣布獨立,廣東不穩,並危及四川。至此袁氏知道不再能同時對抗日本與內部叛亂,22日宣布撤銷帝制,對內停戰媾和,希望能維持總統權位;同時對日謀求妥協,表示願意出讓部分利益。然而內則獨立各省堅持要袁氏退位,帝制派人心渙散;外則日本運用各種手段逼迫袁氏,又支持各派反袁勢力,務必要讓袁世凱完全退出政壇,英美則支持袁氏繼續當總統,以維持全國秩序,日美角力,英國夾在中間,處境尷尬。袁世凱在局勢十分不利時,一度有流亡美國的計劃,隨即病死,消解了棘手的出處問題。

國際外交與洪憲帝制

由本書研究可知,洪憲帝制與全球及東亞外交密切相關。歐戰前的東亞外交,由英日同盟維持列強在華均勢,英國支持袁世凱,認為他有實力、能力維持之統一與秩序,維護各國條約權益,促進貿易,又可抵制日本。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對袁氏有強烈好感,極力助之。

歐戰爆發后,列強集中全力於歐陸戰場,遠東遂由日本獨擅勝場,儼然東亞憲兵。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對德宣戰,攻佔青島,乘勢向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奈良岡聰智在近著中指出,歐戰爆發前日本外交環境不惡,與及歐美列強關係良好。參戰後日本積極擴張權利,外交環境急遽惡化。對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讓自此視日本為侵略者,對日抵制,相互對抗,並引發五四運動,成為日後中日對立的原點。同時英美對日本不顧信義擴張之戒心加深,支持牽制日本,對日本之歐美外交也是一大轉變,因此「二十一條要求」是中日對立及東亞外交之轉折點。

然而筆者認為遠東外交真正的實質性轉變在洪憲帝制期間。「二十一條」交涉中,日本只取得表面上的勝利;迨袁氏推動帝制,日本乘機干涉,袁世凱用參戰問題對抗。然而適逢英國兵敗加里波利,加以巴爾幹戰事重挫,對日本依賴加深,決心承認日本在東亞外交的主導權,並在1916年初向日本提出海軍援助要求。英國雖然同情袁氏稱帝,但是為了歐戰大局,不能和美國合作強力支持袁世凱;日本遂得以全力支持反袁勢力,貫徹倒袁政策,去除大陸擴張之最大障礙。從1915年1月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始,至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止,中日激烈交鋒一年半,日本終得以強壓。必須將「二十一條」交涉到洪憲帝製做連貫的考察,並與全球外交相聯結,才能對東亞外交與外交之發展脈絡有較完整的理解。

袁氏帝制外交

袁世凱自何時起想稱帝?此問題並非本書之主要關懷,然從外交史角度觀之,至遲在1915年7月派顧維鈞出使,帝制外交已然啟動。洪憲帝制外交之決策,由袁世凱親自主持,手腕靈活。袁氏對外交十分重視且頗有經驗,「當他任總統時,實際上同時又是外交總長」。洪憲帝制運動期間,重要外交收發電都要呈覽。帝制外交主要的執行者是陸征祥、梁士詒、曹汝霖、陸宗輿、顧維鈞等。

陸征祥是民初袁氏的主要外交助手,帝制期間任外交總長,有時兼任國務卿,他雖反對帝制,但袁氏待之太厚,又認為袁氏才識過人,尤富魄力,希望他能振興,故竭力輔助。陸氏對外交涉時,頗能堅守國家主權與尊嚴。稅務督辦梁士詒是帝制派要角,經手許多秘密交涉,手腕高明,在英國軍火交易案及參戰案中都是主角,有英國外交官稱他是的馬基亞維利。外交次長曹汝霖是處理對日外交之關鍵人物,深受袁世凱信任,參與機密會議。他對日人脈頗豐,但喜在報端放消息,製造帝制順利風潮,形成聲勢,往往不惜泄露外交機密,弄巧成拙;又喜走小路,聯絡日本在野政客,很讓陸宗輿擔心。

駐日公使陸宗輿自始反對帝制,但對袁世凱忠心耿耿。他頗冷靜務實,早在1915年10月即察覺日本新任外務大臣石井菊次郎的反袁意圖,屢勸袁氏暫緩帝制以待歐戰結束,然而未得採納。總統府禮官蔡廷干秉承袁氏旨意,與英美辦理秘密交涉。總統府顧問莫理循則常被諮詢,但未受信任,有時擅自行動,遭袁氏撇清。英國外交官視他為不受歡迎的人物,日本軍方情報人員認定他反日,是在華抵制日本行動的中堅分子。A.Philip Jones認為:「對參戰的鼓吹,莫理循有機會促成個人之大勝利,但是他設計助袁的計劃,適得其反增加了日本的敵意,拉下。」

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全力支持袁世凱,但他在1915年遭逢一連串挫折,夏季巴克斯軍火案、年底參戰案和中英同盟案受日本新聞攻擊,迭受嚴重打擊。1916年初夏袁世凱去世,朱使抱怨英國政府背叛袁氏,也譴責自己在袁氏最需要幫助時讓他失望,心情沮喪,11月黯然離華回英休假,直到次年10月才返回北京任所。美國駐北京公使芮恩施也支持袁氏,最後還安排袁氏下野后流亡美國。

袁氏重視新聞宣傳戰,顧維鈞出使美國,用董顯光及美國友人影響輿論。陸宗輿在東京及曹汝霖在北京,將日本記者桑田豐藏發電稿提供給日本報界。施肇基在倫敦運用報紙報道專版做宣傳,並密集報告英國輿論。袁氏善於分化日本內部,在元老、內閣、政黨、議會、輿論之間操弄;由檔案所見,陸使常會見加藤高明(政黨領袖)、高田早苗(文部大臣),也和元老及寺內正毅一派等有聯繫。

袁世凱擅長「以夷制夷」,帝制期間運用出售軍火及驅逐德僑拉攏英、俄、法,以參戰抵制日本,用德奧率先承認牽制協約列強,又離間英美與日本在華之利益競爭,手段高明。當時日本最害怕袁氏稱帝之同時對德宣戰,必可得協約列強支持,取得與日本平等之大國地位,且擔心袁氏若稱帝成功,可能會統一富強。然而袁氏之外交終因大局不利,弄巧成拙,功虧一簣,身死名毀。

袁世凱賣國換取日本支持稱帝之說的商榷

袁氏在「二十一條」交涉中賣國換取稱帝之說已遭辯駁,應不能成立。奈良岡近著更明白指出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自認為此交涉是「世紀之敗」。王芸生稱:「二十一條交涉,方面錯誤絕少,若雲失誤,不在當時,而在事前之撥弄,及事後之忘形。」殆指交涉中袁氏對日本外交有輕視之心,得意忘形而稱帝。

經由本書對洪憲帝制外交的研究,筆者認為袁世凱的聲望,相當大的部分是他在「二十一條」交涉中凝聚全國軍民意志成功對抗日本壓力而來,當時許多軍人試圖黃袍加身。袁氏在帝制運動中十分注意個人威信聲譽及國家利益,不願稍有接受外國干涉的痕迹,更不可能對日讓步出賣國權,喪失民心。故對日交涉過程中,始終堅持國家尊嚴及主權,力爭與日本分庭抗禮。雖也一再標榜中日親善提攜,但是絕對不肯屈居日本之下,或在國權上做出任何讓步。1916年1月周自齊特使籌備赴日時,報上喧騰周氏將賣國換取日本支持帝制,但檔案中完全找不到這樣的痕迹。相反的,當時曹汝霖不斷告誡陸宗輿公使,帝制純為內政,不容外國干涉,萬不可對日本協商交換條件。惟有1916年3月袁世凱撤銷帝制之後,因對內戰事遷延不決,南方獨立各省堅持要袁氏退位,4月中旬以後,曹汝霖、梁士詒等有出讓部分利益,誘使日本政府支持袁氏之提議,但並未進入實質的商議。

另一方面,日本自始即敵視袁世凱,帝制運動過程中,除主張中日親善提攜的元老之外,浪人、軍方(尤其是參謀本部)、內閣、輿論,對袁氏之手腕絕不信任,多主張趁機倒袁,去除心腹大患。在參戰案進行時,袁世凱推動「聯英制日」方針,又用同盟國牽制協約國,用協約列強對日本施壓,外交手腕十分辛辣老到,日本當道非常忌恨,決心全力支持各方反袁勢力,務必讓袁氏永遠退出政治舞台。筆者認為,日本之反對袁氏稱帝屬最高層級的廟議決策,遠遠超出交換利益小術之層次。

時人能為袁氏之堅持維護國權辯白者不多,主要是梁士詒、陸宗輿等。陸宗輿駐節東京,深知日本強硬派忌袁反袁之深切,自始反對急行帝制,多次提出警告。他自己又承擔聽錯石井密談導致中日誤會關係惡化的責任,引咎辭職。然而他仍為袁世凱辯護稱:「顧項城於帝制問題,對外交上始終未肯稍稍遷就,以致因外交之未諧而釀生國內之反對。其事之宜否,固另一問題,而老雄鯁骨,吾儕深知其堅白之情者,不能不為一白於天下。」梁士詒年譜則稱:

按袁氏以一代梟雄,富於治事能力,外交內政,均時顯非凡手段,以昧於時代關係,致有洪憲之役,前功盡棄,論者惜之。……至外交方面,則以惑於某某兩國之言,以為泰山之靠,顧遠而忽近,致日本處心積慮,必倒之而後已,其間蛛絲馬跡,胥可尋求。由有賀長雄之觀奕閑評,至梁啟超之從軍日記,即不啻其紀事本末。世以為袁與日本妥協,因以促成帝制,固全非事實也。此與吾國近年時局,大有關係,故附記於此。

袁世凱帝制敗於內政抑或外交?

過去兩岸革命黨論述皆謂洪憲帝制違逆時代潮流,護國軍起義后各地響應,北洋軍也眾叛親離,袁世凱羞憤而死。英、日文著作則多稱袁氏失敗主因是日本反對,並強力支持反袁勢力;若無日本支持,國內之反袁力量不成氣候。

美籍韓裔學者Kwanha Yim早在1964年就認為:帝制失敗主要取決於日本政策。歐戰爆發讓日本可以在華為所欲為,大隈發言支持,袁氏開始行動;當日本政府反對時,袁氏做兩面妥協;當日本似乎準備接受既成事實妥協時,帝制幾乎成功;日本決定不承認后,帝制運動停頓繼而失敗。朱爾典認定日本反袁是帝制失敗的主要原因。陳劉潔貞指出:學界的大部分研究,或是集中於護國軍,或是認為內部及日本的反對,對袁氏失敗一樣重要;然而朱使確信日本是主要煽動者,一開始鼓勵帝制運動,然後在運動高潮時反對之。南方的反叛有無日本支持可能都會發生,袁氏早在南方反對前就發現必須延緩登基,第一個軟弱行動很快引發第二個、第三個;袁氏日增的遲疑猶豫,影響在南方作戰的政府軍的士氣。英國史家Peter Lowe稱:1915~1916年的事件,是日本的勝利,袁世凱意圖建立帝制完全失敗。

日本學者也持同樣觀點,臼井勝美及北岡伸一都明確指出:日本陸軍尤其是參謀本部,與浪人合作全力倒袁;到3月7日的閣議決定及其後實際的施行,終於讓袁世凱垮台身死。

本書之研究,進一步指出袁世凱在帝制期間之運用軍火案及參戰案,對日本形成強大外交壓力,袁氏之外交手段更加深日本朝野倒袁之決心;加以當時歐戰局勢對協約國不利,英國不得不對日讓步,筆者認為外交因素應是帝制失敗的主因。然而,由於筆者未對洪憲帝制的內政部分做研究,對此問題只能提出外交史視角的觀察,謹供學界進一步討論時之參考。

日本與洪憲帝制

日本是否在洪憲帝制時有意欲擒故縱?筆者認為此應非日本當局預設的計謀,系逐步發展而成。先是黑龍會內田良平有此設想,對陸軍產生影響;帝制運動時,軍方與浪人合作,實行反袁;最後閣議決定倒袁,公然介入內政。

當時日本對華政策似乎有兩種基本思路。元老經曆日本從弱小到強大的過程,常持戒慎恐懼之念,注重與列強協調,著意於「保全」,維護東亞全局;希望利用歐戰良機,與建立開誠親善提攜關係,視袁世凱為可敬對手,主張籠絡之,以奠定東亞大局穩固基礎。年青一代軍人及官僚則醉心於帝國主義外交,視歐戰為稱霸東亞之天佑,致力於取得東亞主導地位,讓列強追隨日本,更要對日本的優越地位有覺悟,接受提攜指導。

「二十一條」交涉時,外交在袁世凱指揮下表現優異,攻守有序。日本政府則遭內外牽制,以獅子搏兔之力,僅勉強獲得表面上的勝利。其後,日本朝野多認定袁氏是「大陸政策」一大障礙,必欲除之而後快。洪憲帝制正給日本干涉以最好口實,各方在反袁一事上空前團結,元老與袁氏提攜不干涉內政之持重主張,逐漸被浪人、志士、軍方及輿論壓倒,最後形成軍方主導之反袁政策,阻止其登基,並支持各方反袁勢力,露骨幹涉內政,帝國主義外交於焉形成。袁死之後,再無可與日本對抗之中央強人,此後北洋派對日虛與委蛇,表面親善提攜,但絕不心服,不斷抵制。西南及革命黨也不願聽命於日本,民族主義依然排日反日。

總之,洪憲帝制時期日本之露骨介入,讓中日互信之基礎愈發薄弱,徒然激化反日民族主義,以及列強之疑懼,日本四面樹敵,並未得實惠。歐戰方告結束,巴黎和會前夕外交又轉到「聯美製日」,中日再次正面爭鋒。洪憲帝制對於中日關係惡化的影響,實不下於「二十一條」交涉。

為日本去一大敵?

護國軍與革命黨之宣傳袁氏賣國稱帝,當時或出於愛國義憤,或出於宣傳需要,然事後仍不斷渲染,坐實袁世凱在「二十一條」交涉中喪權換取日本支持稱帝,以及稱帝過程中對日送禮的罪狀,日後並寫進教科書,長期影響國人的歷史理解與認知。

經由本書之研究,可知袁世凱始終堅持之自主與體面,不肯對日遷就,殆為其失敗主因。他的外交手段十分辛辣,深為日本所忌恨。世傳袁世凱死前撰有自挽曰:「為日本去一大敵,看再造共和。」此自挽雖出處不明,但前聯與1916年4月中旬,梁士詒攜梁啟超複電見袁氏,袁隨閱隨批,在「勞他人為我驅除,則恥辱真不可湔」旁,批云:「敵國忌恨,詎非偉人?」 兩者意思相通。證諸本書之研究,袁氏認為自己之失敗「為日本去一大敵」,絕非虛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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