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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5
去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已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按照「稅負平移」原則將現行排污費改為環境稅。環境稅將於2018年1月1日開徵。這也意味著，目前環境稅已進入最後立法階段。
訪談嘉賓全國政協委員、與全球化智庫（CCG）特邀高級研究員張連起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環境保護局原總工程師包景嶺
將更加規範有效
《科學報》：用環境稅替代排污費等各種已有環境稅負是否為治理污染的最終解藥？
吳青：環境稅只是其中的一個手段，並不是唯一的，環境治理需要多種措施，包括環境立法、環境政策和行政執法監管等。
張連起：要應對當前嚴峻環境態勢，根本上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環境治理手段，當然，環境稅是保護環境和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手段，也是目前國際上通用的一個政策工具，對環境治理、向污染宣戰是非常有效的。
建立專項轉移支付制度，通過費改稅，將稅收統一上繳中央財政，由其統籌分配，拿出一定比例以專款專用的方式反哺地方。此外，除了從污染源頭查處、防治外，還應建立跨地區的聯防聯控機制，讓環境污染防治更有成效、更符合科學規律。
《科學報》：環境稅與以前的各種排污費有何不同？
張連起：排污費徵收制度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其形式上是一種行政收費，而且這種方式偏重籌資和排污末端治理，忽視了誘導機制的運用。
排污費是地方收費，沒有環境稅的強制性那麼強，地方政府選擇性收費也存在不公平的可能性，這種方式還存在徵收程度不規範、征管法規強制性不足無法有效震懾違法行為、環保部門執法力度不足難以依法足額徵收、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造成徵收不到位等問題。
包景嶺：環境稅是一個很好的策略，相當於統一了標準。統一標準有利於統一管理。過去收費收了很多年，是各個省市按國家環保部很多年前統一制定的一個標準收，各個地區按此標準收費以後發現了一些問題，有的做了一些調整，這帶來了一些差異。我們曾經做過一些統計，比如北京、天津和其他一些典型地區的收費標準，平均下來大概有這樣一個比例，即9：7：1，用其他典型地區做1的話，天津收費是7倍，北京是9倍。
環境經濟紅利
《科學報》：會帶來怎樣的環境和經濟紅利？
張連起：環境稅實施之後，減排力度肯定會加大，這是毫無疑問的。設計方案的槓桿作用大、執行力大。
特別是大多數企業都有環保設備，原來因為電費比較高，就不開減排設備，但實施環境稅之後，如果不開設備，稅比較高，它就會平衡兩者之間的關係，通過轉型升級、創新驅動，對排放有抑制和降低作用。
排污費由環保部門徵收，專款專用，而環境稅由稅務部門徵收，可以統籌使用，甚至全國的環境稅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統籌使用，比如京津冀的大氣污染，可以聯防聯控。
環境稅應該到了最後立法階段，會促使排污企業通過技術改造、設備與投資或充分利用現有的環保措施改善環境。
包景嶺：會促進治理，過去有些地區收排污費比較少，大家治理環境積極性不高，除非有強烈的行政命令，現在通過調整稅和費的關係，會出現有些企業達標了也要進一步治理的情況，因為稅是按排放當量計算的。只要稅非常合理，就會進一步提高企業治理的積極性。
吳青：環境稅是費改稅，是在原來排污費的基礎上改成環境稅的，其最大的好處是將政府收費變為了法定的稅收。不交費或少交費並不涉及法律責任，但不交稅或少交稅就涉及法律責任了。
《科學報》：如何避免買了排污權，污染不降反升的情況發生？
張連起：稅的剛性與排污費不一樣，對污染的抑制作用至少比排污費好得多，當然，現在環境的壓力承載力是多方面的，在相當範圍內是綜合施策。
包景嶺：環境稅需要與其他環保法諸如《大氣污染防治法》等統一，超標的地方一定要與其他懲處措施有機結合起來。
吳青：排污權只是解決企業排放總量指標問題，並不能解決企業是不是達標排放問題。所以，企業即使買了排污權，也還是要加強對排放的監管，包括達標排放，包括減低排放總量。
應進一步測算、分析和完善
《科學報》：有了稅就不再收費了嗎？
張連起：應該是取代費，各種費就沒有了，從目前的幾個意見看，環境稅鎖定的範圍也不是所有排放，是不是完全取消所有費用，尚未完全確定。但改為稅是大勢所趨，水到渠成。如果企業排放少，自然要交的環境稅少，是環境激勵措施。開徵環境稅，肯定不是國家為了多徵稅，而是抑制污染排放。
包景嶺：環境稅是統一到一個底線，理論上達標了，其他的費用就沒有了，但對特殊地區，要有新的計算方法，避免重複徵稅。這隻針對正常達標排放的企業，對超標排放的有別的法律來管理。
包景嶺：長期以來收的排污費用是低於治理成本的，當然中間也做了一些調整。例如，環境稅的實施確實會促使一些高污染、高排放的企業關停，同時讓清潔生產企業減負。
文章選自《科學報》，2017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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