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兩個並立的國民政府

這一天，發生了三件重要的政治事件：

事件一：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會見國民政府遼寧省主席臧式毅，面交日本政府對中村事件的照會，要求東北當局：一、正式道歉；二、嚴懲責任者；三、對生命、財產損害予以賠償；四、保證將來不發生類似事件。

事件二：日軍參謀本部派駐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回東京，向參謀總長金谷范三報告中村事件，稱人證物證俱在，華方對日本實力低估，一再敷衍，所以要解決此問題，就必須考慮將滿蒙問題根本解決。

事件三：國民黨中央委員李石曾、張繼、吳鐵城電廣州「國民政府」，謂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國勢危難。勸粵方捐棄成見，息兵言和。

三件事擺在一塊，使人深深地感到：外患方熾，內爭又起。

1927年寧漢合流后，國民政府一直是建都南京的，怎麼又冒出個廣州國民政府呢？這牽扯到國民黨歷史上的一段公案。

翻開蔣介石的日記，會發現1931年2月後的蔣介石變得鬱悶而焦躁。2月9日，蔣在他的日記中寫道：「見人面目，即受刺激，小人不可與共事也。紀念周時幾欲飲泣，而又耐止，何人而知我痛苦至此耶!」10日的日記中蔣又寫道：「胡專欲人為其傀儡而自出主張，感情用事，顛倒是非，欺罔民眾，圖謀不軌，危害黨國，投機取巧，毀滅廉恥，誠小人之尤者也。余性暴氣躁，切齒胡某，幾忘其身矣，奈何弗戒!」蔣在日記中提到的「小人」、「胡」，指的是胡漢民。

蔣介石為什麼對作為國民黨元老的胡漢民如此憤怒呢？

1929年，蔣介石憑藉著手中訓練有素的黃埔軍，以及關鍵時刻奉軍新領袖張學良的支持，打敗了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這幾個主要對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蔣也奠定了在的最高統治地位。蔣的地位是打出來的，但僅有槍杆子還不夠，特別是在「和平建設時期」。

蔣介石將軍要成為蔣介石主席——國民黨的主席，甚至成為蔣介石總統——中華民國的總統。

怎麼才能實現這個角度轉換呢？蔣介石想起了孫中山關於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革命的理論。

孫中山認為，軍政時期適用於革命軍初起之時，軍民共同受治于軍法。訓政時期適用於三年之後，各縣軍政府將地方自治權歸之於當地人民，由人民選舉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員，同時制定約法，規定軍政府和人民之間各自的權利和義務。憲政時期適用於全國實行約法六年之後，其特徵為制定憲法，由國民公舉大總統，公舉議員，組織國會，一切國事，均依憲法。既然統一了，套用孫中山的「三段論」，亦可認為是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那麼就需要制定一部約法，而自己的角色轉換，亦可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實現。當然，蔣要搞約法，也不純是為了移花接木，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上世紀20年代末掀起的批判獨裁、要求實行民主和法治的浪潮，也深深刺激了行伍出身的蔣介石，使他對「馬上得天下，安能馬上治之」的古訓，有了切身的體會。

可是不成想，蔣介石自以為「秉承國父遺志」的路線圖，卻遭到了國民黨內尤其是胡漢民的反對。

胡漢民不僅是國民黨的元老，還是國民革命重要的理論家之一。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胡漢民與蔣介石曾分別掌握著南京政府的黨權與軍權，共同合作「清共」，鎮壓黨內反對派，有過一段合作無間的「蜜月時期」。可是，隨著蔣不再將自己的角色僅僅定位於軍事領袖時，二人間的矛盾成為不可避免。胡漢民對蔣政治圖謀洞若觀火，他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這個軍事暴發戶在國民黨內坐大。

1930年11月國民黨召開三屆四中全會，討論召開國民會議和制訂約法等問題，蔣、胡二人的矛盾激化了。胡漢民在致開幕詞時，隻字不提制訂約法問題，而是含沙射影地批評蔣介石，說：「斷不可以某人為萬能，希望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人去負擔……可是目前卻深犯這個毛病，因此兼職之風大盛，兄弟認為實有嚴重糾正的必要。」後來，蔣介石邀請胡漢民、張群等專談約法問題時，胡漢民又說：「現在各項法案還沒有完備，就是有了一些，又因軍權高於一切，無從發揮其效用。所以，我不主張馬上有約法和憲法。」

蔣介石感覺到不能再退，必須採取行動。

1931年2月28日晚，蔣介石以邀請胡漢民赴宴為名，將其誘至總司令部扣留，從此，開始了對胡長達半年多的軟禁。

蔣介石不善言辭，卻對通過行動以控制局勢充滿自信。可是這一次，他走了著險棋。

說起來，國民黨是很有些悲情的。在孫中山之後很難再挑出一個深孚眾望的領袖，所以，蔣介石和他要走的道路，在國民黨內是一個十足的異數。現在，他主動發難，使國民黨內形形色色的反蔣政治勢力有了一個反對他的共同旗幟。

果然，蔣介石以非法手段軟禁立法院長、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引起了黨內外軒然大波。4月30日，國民政府文官長監察委員古應芬等四名監察委員聯名發表彈劾蔣介石電，指責蔣「竊奪軍權，浸而盤據中樞，把持國櫪，潛植羽翼，威脅老成」，並要求釋放胡漢民和蔣介石立即下野。隨後，汪精衛、兩廣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都通電擁護四監委的彈劾案。5月25日，反蔣各派雲集廣州，由唐紹儀領銜，古應芬、林森、汪精衛、孫科、王寵惠、陳濟棠、李宗仁、陳友仁、鄒魯等21人，聯署發出促蔣於48小時內下野的通電。27日，反蔣各派在廣州舉行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非常會議」公布了國民政府組織大綱，並就成立政府的各項事宜做了準備。5月18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以汪精衛為主席，以陳友仁為外交部長、鄧召艿為財政部長，並宣布否認南京國民政府。至此，寧粵對峙局面形成。

廣州國民政府是個奇怪的政治大聯盟，它包括了胡漢民派、汪精衛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和兩廣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等。他們的利益和政治訴求各不相同，卻在反蔣的旗幟下聯合起來，而一到決策的具體問題上，就會意見分歧、顧慮重重，它的行動力是很弱的。

蔣介石對廣州國民政府的弱點看得很清，所以決定不去管它。他並沒有像中原大戰那樣興師動眾準備一戰，而是繼續調集大軍，對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同時，宣稱不宜對廣州用兵，而要謀求政治解決。

直到7月21日，廣州國民政府才正式頒布討伐令，以「剿共討蔣」進行號召。7月18日，在廣州國民政府的策動下，石友三在河北順德就任廣州政府的第五集團軍總司令，19日，通電反蔣反張（學良）。張學良立即調動東北軍主力部隊于學忠部第一集團軍和王樹常部第二集團軍入關，與蔣介石所派遣的三個集團軍南北夾擊石友三。8月3日，石友三部全部瓦解，石本人逃亡大連。這一仗，雖說仗打得很不像樣，但卻是廣州方面對南京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

廣州方面仍然意見分歧。實權派陳濟棠主和，汪精衛、李宗仁主戰，導致汪精衛憤而出走。直到8月末，雙方才達成妥協。9月初，兩广部隊出師湖南北伐，湘贛邊境的唐生智舊部顏伯剛、龔浩等倒戈響應。廣東北伐軍進入湘南的宜章、郴縣，逼迫衡陽。蔣介石派何應欽往長沙督戰。眼看戰爭一觸即發，這才有了三位國民黨中委9月10日的通電。可是，到了9月14日，粵桂軍會攻衡陽失利，分別退入兩廣邊境，雙方又恢復了軍事上對峙狀態。

蔣介石眼看就要大獲成功了，廣州國民政府的無疾而終似乎已成定局。可就在這樣的當口，九一八事變發生了。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的怒潮，也給了廣州國民政府起死回生的機遇，於是「反蔣抗日」成為廣州方面厲害無比的殺手鐧。

蔣介石變得有些被動。於是思量再三，他又玩起為以退為進的老把戲。10月，蔣介石的使者去廣州，表示願意為民族利益而與南方勢力達成妥協。他還親自飛往上海，與胡漢民、汪精衛、孫科這些對頭們談判。12月15日，蔣介石通電下野。他在電文中說：

胡漢民等同志微日通電，且有「中正必須下野，解除兵柄，始赴（南）京出席（會議）」等語。是必欲中正解職於先，和平統一方得實現，……權衡輕重，不容稍緩須臾，再思思之，惟懇請中央准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這是蔣介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下野，但卻不是黯然去職，他把一個日本在東北步步進逼而國民政府卻註定難有作為的局面留給了廣州方面，自己則握著一手的王牌，回奉化溪口老家去了。

就在蔣介石下野的同一天，手握重兵的張學良也通電請辭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職。並且，就在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離開南京的同一天，張學良電蔣曰：「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處，乞公賜予最後指針。」同退共進之意，盡在不言之中。想中原大戰正酣之時，正是張學良引大軍入關，奠定了蔣的勝局，而現在少帥無保留地表態，更成為蔣大局在握的利器。

1931年12月28日，日軍向在錦州的東北軍發起進攻。錦州是在關外的最後一個重要城市。取代蔣介石的孫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則因為力量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孫科召集會議，但卻拿不出具體的方案來，這時，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

只是短短的半個月時間，以廣州方面為班底的中央國民政府就山窮水盡了。1932年的1月2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長孫科就不得不電促蔣介石重返南京，共商大計。

同一天下午2時許，日軍佔領錦州。至此，東三省的主要城鎮和大部分地區淪陷。文/常鉞 饒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