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古代「通語」或「雅言」是普通話嗎？

古代「通語」或「雅言」是普通話嗎？

文/孟昭連

「雅言」最早見於《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今人大都以為「雅言」是指當時的普通話。如楊伯峻先生翻譯此句：「孔子有用普通話的時候，讀《詩》，讀《書》，行禮，都用普通話。」其實這樣理解「雅言」也是誤解。

語言學界常有專家主張古代的「通語」、「雅言」就是古代普通話，對此，筆者認為值得商榷。

西漢揚雄著《方言》，其中出現了很多「通語」的說法，語言學家認為「通語」與書名「方言」相對，正說明「通語」就是當時的普通話。其實這是誤解。「通語」在《方言》中表現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只雲「通語」，如：「娥、，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姝，或曰妦。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語也。」第二種形式是「××通語」。如：「悼、惄、悴、憖，傷也。自關而東汝潁陳楚之間通語也。」「昲，曬，干物也。揚楚通語也。」第一種形式的「通語」容易被理解為全國通用的口語。但揚雄這裡所說的「通語」，是從辭彙角度謂某個地域通用同一個詞，非指語音相同。「好，其通語也」，只是說「好」這個詞在秦晉、宋魏、燕代等地區通用，但《方言》中完全沒有涉及其讀音是否相同。直到現在，「好」不但在普通話中存在，也在各地方言中存在，但普通話讀音是第三聲，山東話是第二聲，而山西話則讀第四聲。只有第三聲才是普通話，山東話、山西話只是方音。難道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這個「好」字居然天下讀音完全相同，所以揚雄才把它稱為「通語」？顯然是不可信的。

尤其是第二種形式，更能說明將「通語」與普通話等同起來是錯誤的。所謂「揚楚通語」、「汝潁陳楚通語」，明顯是指某個詞通行於揚、楚，或通行於汝、潁、陳、楚，通行的地域大小是不等的。除這幾種，還有「秦晉通語」、「趙魏之間通語」、「北方通語」、「之通語」、「四方之通語」、「楚郢以南東揚之郊通語」等說法，全書共出現了三四十種「通語」。但這種「通語」都不是普通話的意思，並不是指這些詞讀音也相同。把「通語」與「普通話」畫上等號，純屬想當然的行為。現代普通話的第一要素是語音（尤其是聲調），衡量古代有無「普通話」也應以語音作主要標準。而《方言》中的「通語」只是辭彙相同，讀音尤其是聲調是否一致無法確定，所以與今天的普通話本質完全不同。更何況，《方言》提到的「通語」辭彙才幾十個，且只通行於範圍有限的地域，與方言辭彙相較比例懸殊，靠這幾十個辭彙就說當時天下有普通話，未免太過以偏概全了吧？

「雅言」最早見於《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今人大都以為「雅言」是指當時的普通話。如楊伯峻先生翻譯此句：「孔子有用普通話的時候，讀《詩》，讀《書》，行禮，都用普通話。」其實這樣理解「雅言」也是誤解。

最早為《論語》作注的孔安國、鄭玄，都沒有將之理解為與方言相對的所謂普通話。皇侃《論語義疏》引「子所雅言」孔安國注云：「雅言，正言也。」那麼「正言」何謂？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鄭玄說的「正言其音」，容易令人引起「正音」的誤解，「正音」似乎就是與「方音」相對的普通話。其實鄭玄說的「正言其音」是與下句「不可有所諱」聯繫起來談的，這裡的「正言」是與「諱言」相對，而非與「方言」相對。所謂「諱」即避諱，是古代的一種涉及口語與書面語的特殊現象。《左傳·桓公六年》說：「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公羊傳·閔公元年》說：「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表現在口語中，舉凡「尊者」、「親者」、「賢者」的名字，都要「諱言」，也就是避開不說，或改變原來的讀音。表現在書面語上，要換成另外一個意思或讀音相近的字，或改變原來的寫法，如後世的缺筆然。但避諱有例外，《禮記·曲禮上》：「《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皇疏引此句並釋云：「若讀書避諱，則疑誤後生。」也就是閱讀《詩》《書》時，為避免貽誤後學，不需避諱。因大家讀《詩》《書》要避的諱有同有不同，各種諱加起來數量巨大，《詩》《書》的閱讀和理解就會變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所以鄭玄才說在閱讀「先王典法」時，只有「正言其音」而不避諱，才能做到「義全」，後學才能正確而全面地理解。從《禮記》的規定來看，孔子不避私諱，並非個人行為，而是當時的禮法就是如此。「子所雅言」鄭玄注「正言其音」，朱熹注「雅，常也」，都是指按照《詩》《書》書面語的正常發音閱讀，不因避諱而改變讀音。皇疏又云：「六籍皆正言，獨雲《詩》《書》《禮》者，舉一隅餘三隅可反也。」皇侃認為「不諱之書」不只是《詩》《書》《禮》，而是「六籍」即六經都需「正言」而不必避諱。顯然，這裡的「正言」並非普通話的意思；否則，很難理解先秦經典為何分成用普通話讀與用方言讀兩類。

語言學家認為古代有普通話，還有一個原因，即先秦書面語的辭彙、語法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口語中必有普通話才能做到。如周祖謨先生說春秋戰國有「共同語」，理由是「這件事實可以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古典著作在語法、辭彙各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證明」。但書面語的一致，並不能逆推出口語一致，更不能得出語音也一致的結論。現代學者寫白話文章，所用辭彙、語法都是一致的，但並不能說明這些學者都會說普通話。古代同樣如此，文言書面語的統一是「書同文」的結果，並不能說明當時的口語是完全一致的；恰相反，正因為當時「言語異聲」，才出現了書同文的政策。

提到「書同文」，人們容易想起秦始皇，想起《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書同文字」。一般人是如此，連大多數研究專家也不例外。其實，「書同文」本曰「書同名」，早在秦始皇四百多年前就在《管子·君臣篇》中提出來了。其後孔子從禮樂的角度論述君臣的知本守位，幾乎是重複了《管子》中的話：「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清孫詒讓《周禮正義》：「《中庸》雲『書同文』，《管子》君臣篇雲『書同名』，《史記·秦始皇本紀》《琅邪台刻石》雲『書同文字』，則『名』即文字，古今異稱之證也。」對「書同名」或「書同文」，自古就沒有人懷疑過。如鄭玄注《禮記》「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云：「今，孔子謂其時。」明確指出書同文是孔子的時代。宋人多有議論書同文者，以洪邁所論最詳。洪邁《容齋隨筆》有「三代書同文」條，以《詩經》《左傳》的人名相同或句法相類為例，說明先秦文言書面語的統一正是書同文的結果。

周代以來，歷代統治者都將書同文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措施，「正名」、「制名」作為書同文的一部分，都是為了統一書面語。古人十分明白，文字是人為製造的，自然也可以人為改變以達到統一；但口語是自然形成的，試圖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實現不同方音的統一，顯然是不可能的。

（載自《社會科學報》2017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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