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櫻花而殉道：日本軍國主義的美學誘惑

大貫惠美子《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日本歷史上美學的軍國主義化》(以下簡稱《櫻花》)一書企圖非常有野心，所觸及的題材十分廣泛。試圖從文化人類學與思想文化史出發，通過對櫻花在日本從古至今的考察，論證從19世紀後半葉以來直到二戰結束，日本軍國主義如何利用櫻花的美學迷惑廣大的日本人民，如何能促使一些受過高等教育以及富有世界主義視野的年輕人參與神風特攻隊，為天皇拋頭顱灑熱血。

中譯本是從英文版翻譯過來的，英文版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是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 The Militarization of Aesthetics in Japanese History，此書另外有日文版，不是日文翻譯版，由岩波書局出版。日文的書名與英文不同，日文書名是《ねじ曲げられた桜――美意識と軍國主義》(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比從英文書名譯為中文的書名更加形象，更加簡潔有力。兩者在章節的安排略有不同，此書有四部分，第一部分在日文版有四章，在英文版濃縮為一章，其他章節次序相同，因此內容整體大同小異，這篇書評閱讀的版本是日文版與英文版，不是中譯本，只有參考中譯本幾頁而已。

此書在理論上最新穎之處，毋寧是立足於本質主義的文化類型論，引進左派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批評理論，彌補本質主義的非歷史性敘事，因而強化本質主義的可信度，比較有效處理歷史的複雜性與不規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以人類學的術語，就是以emic(主位)日本文化本位內在的視角為主，追求與etic(客位)的術語的平衡點。 一般主張本質主義的文化類型論，如國民性論，傾向強調自古以來便是如此，具體來說，人醬缸論一類就是，這種說法，在英文的日本研究學界，叫「日本特殊論」(the theory of Japanese uniqueness)，在日本就叫「日本人論」(Nihonjin-ron)。

本質主義的文化類型論

當然，關於的國民性論，絕大多數是各種各樣自虐的阿Q論，說人或文化有多壞，直到今天已經是辛亥革命百多年，仍然堅持的問題基本上是文化有問題或國民性有問題，也正由於辛亥革命后，都已經百多年了，如果今天的問題主要是傳統文化的問題，那不是更顯示傳統文化的頑固劣根性，這種文化本質主義套套邏輯的思考，依舊在今日大行其道。

在戰後的日本，這種本質主義的日本文化論，亦成為右派保守主流的日本歷史文化認識。 不過，日本的情況，剛好與相反，在，文化有頑固劣根性，在日本，日本傳統文化是優雅美麗純粹無暇，因此，歷史上日本雖然受到文化的影響甚巨，實際上，在本質主義的日本文化論里，兩者差異很大，只有一些表面相似而已。 這樣的觀點甚至都滲透到日本自由主義的日本文化論述，比如，戰後日本政治學大師丸山真男後期時代的古層論，什麼執拗的低音云云，其實也是一種變相的本質主義文化論。

《櫻花》此書便是從本質主義的文化類型論來掌握日本文化，所以，作者大貫惠美子強調日本文化的「源泉性」(日文版用語，primordiality)，所以，櫻花需要追溯到日本遠古歷史，日本王權/天皇以及日本人也要追溯其「源泉性」，這些「源泉性」，尤其是櫻花，在作者說法里，都是文化的，最多是(無害的)文化民族主義，而不是明治維新以後的政治民族主義。

▲《菊與刀》

此書的出發點就是膾炙人口的《菊花與刀》，魯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與刀》(以下簡稱《菊花》)是戰後日本研究與人類學里本質主義日本文化論的開端。《櫻花》此書是很有意繼承，並且試圖取代《菊花》，而且新渡戸稲造(1862—1933)在《武士道》(英文版1900年，日文版1908年)一書，就提到櫻花是武士道的象徵，《櫻花》一書裡頭亦提及新渡戸稲造這段話。在《菊花》，日本刀是武士道的象徵，所以《菊花》一書，其實亦是談菊花與櫻花兩種花在日本文化的象徵意義。

在《菊花》，開宗明義說明，就是要分析日本文化里的兩極性或雙重性矛盾，亦即是「日本人既是有侵略性(aggressive)，同時又沒有侵略性(unaggreesive)，既是好戰的，又富有審美意識，既是粗野，亦是客氣有禮貌，頑固同時是善於調整，服從但又憎恨被隨意指使，忠誠同時叛逆，勇敢同時膽卻，保守卻又容易接受新事物」(書評作者的翻譯)。因此，作者魯斯·本尼迪克特選了菊花與刀象徵日本文化里各種雙重矛盾的原型。在《菊花》一書，作者從討論日本歷史，試圖呈現日本文化中菊花與刀雙重象徵的文化類型早已成型。

因此，在《菊花》一書，日本軍國主義可以說是日本文化里內生的怪物，一個兩極失去平衡點的悲劇後果，而不是從外面引入的壞東西。從現在來看，《菊花》一書對日本歷史與文化的討論，不但簡略粗糙，而且有不少誤解，儘管如此，直到今天，《菊花》一書在美國大眾(美國學術界則不然)，與中日兩國里，依舊很受歡迎的，對多數人仍然很有說服力。《櫻花》一書，便是繼承《菊花》一書的本質主義的文化類型論，在「日本特殊論」的基礎上，關於近代日本的雙重性現象，尤其是「既是好戰的，又富有審美意識」這一個矛盾，提出一個新的解讀詮釋。

▲ 1945年5月26日，抱著幼犬的Yukio Araki下士和其他「神風敢死隊」隊員在鹿兒島合影，年僅17歲的Araki在第二天的戰鬥中對美軍戰機實施自殺攻擊時死亡。

在《櫻花》一書，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或兩極矛盾，不再是菊花與刀/櫻花的兩極矛盾，而是歷史上，櫻花在明治維新以前以及以後的巨大差異。在《菊花》一書，對日本文化雖然有同情的理解，但終究將日本的軍國主義歸咎於日本文化本身。到了《櫻花》，雖然一方面承認日本的戰爭責任，另一方面，卻說日本走向軍國主義，並非日本文化的問題，而是軍國主義政府惡用扭曲日本文化的結果，如櫻花的象徵意義受到嚴重的扭曲。所以，被扭曲的櫻花，同時亦是被扭曲的日本文化。

而且，《櫻花》一書又同時很清楚將日本軍國主義理解為法西斯主義，類比納粹德國與法西斯主義的義大利。這樣一來，日本的軍國主義就擁有了現代性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 of modernity)，於是，《櫻花》一書很有技巧地將日本軍國主義轉化為現代性的問題，而非日本明治以前傳統文化的錯誤。當然，我個人不認為文化可以解釋軍國主義的興起，這是《菊花》與《櫻花》兩本書的對因果關係的思考模式，所以，在此僅是釐清《櫻花》一書的論點。

▲ 書中提到的《櫻花樹下的美人》(鳥文齋榮之, 1810年)

即使《櫻花》此書承認櫻花在平安王朝的《源氏物語》以及更早的《萬葉集》里，並非一枝獨秀，但《櫻花》仍然以「物哀」這一個江戶時期國學派本居宣長(1730—1801)的物哀論來詮釋日本文化，在日本版書中，作者不用漢字表記，而是全部以平假名表記「物哀」，更可以看出其本質主義的日本文化論，而且，更有趣的是連物哀論的祖師爺本居宣長在其研究《源氏物語》的名著《紫文要領》(1763)里，「物哀」的表記是漢字平假名並用的「物の哀れ」，而非是全部是平假名的「もののあわれ」。有意思的是作者似乎並不知道物哀論，並非自古有之，而正是江戶時期本居宣長的日本文化論。

被扭曲的歷史

《櫻花》一書雖然對櫻花以及相關的思想文化史多有著墨，但仔細檢驗書中的歷史敘事，有一些非常混亂，跳躍的段落，甚至有明確的歷史知識硬傷，實在往往令人驚訝或困惑。比如在《櫻花》中譯本90頁，作者提到在《軍人敕諭》與《教育敕語》(非中譯本的《教育敕諭》)里，天皇都使用朕為第一人稱，同時提到在朕這個字，「其使用常常不考慮個體的地位」，再從日本的神話——歷史《古事記》，《日本書紀》以及詩集《萬葉集》里，說明天皇就已經使用朕為第一人稱。

這段話很令人困惑錯亂。 為何如此說呢？朕這一個字，在，從秦始皇開始，就是皇帝的第一人稱，換句話說，當日本最早接觸到的時候，朕早已經不是一般人的第一人稱。其實，這樣的認識，在日本隨手拿一本日語字典，稍微查一下，也會如此清楚寫來，結果，此處《櫻花》一書里卻要說在，朕是一般人的第一人稱，這就是本質主義的日本文化論慣用的故技——刻意凸顯與過分放大中日差別，強調日本雖然使用朕這一個字，但卻與不同。

可是在此處，這個有意放大的差別，其實只是一個相當沒有東亞歷史常識的做法。同理，《櫻花》一書在此之前，關於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採取「一世一元」的討論，也沒清楚說到這是追隨明清兩代的做法，書里只是說紀元制度來自西漢時期，這又是有意無意之間，凸顯中日差別，掩蓋中日相同之處，然而這裡的例子，如同上述「朕」的例子，都是曝露《櫻花》一書的硬傷與本質主義的日本文化論暗中作祟的痕迹。

▲ 吉田松陰

另外，在《櫻花》中譯本94頁，則是呈現另一些歷史敘事的問題——混亂與跳躍。作者說德川齊昭在《告志篇》一書，率先提出「忠孝一致」的概念，此概念後來由幕末吉田松陰提倡，後來被寫入到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這短短三行，時間上包含從1833年(《告志篇》寫成的那一年)到1890年，整整67年的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居然在三行里，就草率交代。更不消說，1833年，吉田松陰(1830—1859)才三歲，等到《告志篇》在1863年正式出版，已經是吉田松陰死後三年多了。

另外，以我個人研讀吉田松陰的日記與讀書書單，在所謂的水戶學裡頭，吉田松陰經常看的是，也是從以前到現在，公認在幕末著作里，數一數二最有影響力的是會澤正志齋的《新論》(1825)，《告志篇》並沒有在其中。此外，吉田松陰還曾經跑到水戶藩住了一陣子，拜訪會澤正志齋幾次。當然，《告志篇》確實有寫本(抄本)在外流傳，但問題在，忠孝一致的觀念，其實，在會澤的《新論》里就有，而且《告志篇》的抄本流傳主要還是在水戶藩的家臣里，不像《新論》一書，在當時早已是眾人所知所愛讀之書。吉田松陰不但自己愛讀《新論》，同時他也常常叫他的學生熟讀《新論》，而不是德川齊昭的《告志篇》。

所以，《櫻花》一書在這些有問題的歷史敘事之間，唯一的護身符就是有註腳，但我沒來的不及去檢驗她所理解的註腳文獻是否正確，但接下來，同樣在94頁，她繼續談《教育敕語》的主要是設計者是山縣有朋，伊藤博文與中村正直，她的依據是山住正己在1990年編輯出版的《教育的體系》(《教育の體系》)。然而，很難想象山住正己的書會有如此荒謬的史實錯誤。這點是我想說的，《櫻花》作者對日本歷史研究的二次文獻，閱讀很隨意，往往給人感覺，她沒有完全搞清楚情況，現在這個下面的例子，就可以說明。

▲ 井上毅

《教育敕語》最早有一個版本是中村正直的稿本，但沒被採用，因此，再由內閣法制局局長井上毅親自上陣起草，明治天皇的老師元田永孚之後加入修改作業，最後提交給當時的總理山縣有朋。所以，中譯本說的起草者，三人山縣有朋，伊藤博文，中村正直，可以說是全錯。在英文版，三個architects是Yamagata Aritomo(山縣有朋)，Ito Kowashi(伊藤毅)，Nakamura Masanao (中村正直)，在英文版，第二個名字是筆誤，因為沒有Ito Kowashi(伊藤毅)這號歷史人物，應是Inoue Kowashi(井上毅)，因為《櫻花》一書的日文版即是井上毅，而不是伊藤毅。中譯本可能由譯者將Ito Kowashi(伊藤毅)改為的伊藤博文。所以，從《教育敕語》起草者的角度來看，《櫻花》一書的日文版，舉了三個人名，卻只是對了一個而已 ；在英文版與中譯本，都是全軍覆沒。

試想一個《教育敕語》起草者這麼簡單的歷史，都能讀的如此混亂，在英文版與日文版又出現略有不同的混亂或錯誤。那麼牽涉到日本思想文化的歷史豈不更加不靠譜？在同一章《天皇的兩個身體》還有不少類似問題，我就不一一指出，讀者可以舉一反三，自行發掘，不過，可以稍微說一下，同一章，在90—91頁，關於日本天皇尊號的討論也是十分混亂，作者完全不知道天皇這一個尊號，在日本，從冷泉「天皇」(950—1011)到江戶時期的光格天皇(1771—1840)，天皇號的使用停止大約有850年之久！因此，看似非常豐富，涉獵廣泛的思想文化歷史談論，實際上有一些很基本很嚴重的問題，說到底，這些歷史討論，最後依舊不過只是去證成《櫻花》作者早已經構思好的學術立場，理論架構與寫作意圖。

戰爭反省的美學化

正因為作者基本上將明治維新以後與以前的日本文化切割成兩塊，將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的日本一股腦看成是日本集體主義與法西斯政權的發展史，與明治時期以前的日本有決定性的差異。從此處，作者引進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傳統的發明」這一個概念，企圖在技術上解釋明治維新以來，一系列傳統的斷裂與再發明。 可想而知，在此書，櫻花在明治維新以來，經過斷裂與一連串的再發明，就是一步一步軍國主義化，原本純潔無暇的櫻花於是被扭曲了，日本傳統文化亦被扭曲了。

▲ 自殺式的櫻花特別攻擊機

然而，《櫻花》中對明治維新以來，尤其在1880年以後到二戰結束，基本上視為軍國主義的發展，壯大與崩壞。日本如同歐洲不少國家在這段期間發明很多「傳統」，此書特別列舉與櫻花有關的「傳統」，從靖國神社，武士道，軍人的制服，歌曲，教科書等等，所以，櫻花的象徵意義，亦是剛好在這段期間越來越軍國主義化，越來越受到扭曲。儘管如此，《櫻花》此書卻有另一個對日本軍國主義在時間範圍上的認識，雖然，比較少見；這是一個對日本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比較嚴謹的界定，從1920年代到二戰結束，這與德國義大利的時間上是大同小異的，不過，在此書中，更常見的卻是從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都是軍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日本。在這第一個對日本軍國主義在時間上的上限輿下限的認識，與「傳統的發明」此概念有若干難以調和的齟齬。

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艾瑞克·霍布斯鮑姆的「傳統的發明」，並不是針對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興起，而是面對早在法西斯主義之前的19世紀，當大眾政治崛起的時候，在18世紀啟蒙主義宣告了傳統社會與教會的哀歌以後，歐洲各國政權如何從過去的歷史文化汲取思想文化的有形無形資源，重新發明似乎是自古有之的「傳統」協助國家的穩定與合法性。所以，在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所編輯的《傳統的發明》一書，被發明的傳統，主要不是將政治美學化，而是要鼓舞人心，製造大眾的參與感，塑造民族的一體感，進而有助於民族國家的建設。

而如今，《櫻花》一書使用「傳統的發明」卻是要論證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文中的睿見：「這就是法西斯主義將政治美學化的情況。共產主義的回應便是將藝術政治化」(書評作者的翻譯)。這樣做沒有問題嗎？我以為是頗有問題。首先，為何英國，法國等等同樣熱衷發明「傳統」，但卻沒有走向法西斯主義，為何德國，義大利，日本走向了法西斯主義？由此來看，可以說櫻花根本解釋不了什麼，無法幫助理解日本後來的軍國主義化，而是被解釋的對象，乃是社會科學所謂的從屬變數。

▲ 手持櫻花的神風特攻隊隊員

再來，被發明的傳統如果主要是貢獻民族國家的建設，其實，徵諸歷史，日本的情況亦然，只不過《櫻花》作者對日本人與日本人的自我認識，採取了本質主義的日本文化論，以及對日本人或大和民族的族群有自古有之/源泉性(primordiality)的觀點，所以，她沒看到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所編輯的《傳統的發明》中，被發明的傳統不是將政治美學化，而是建構民族的身份認同。

最後，在日本，「傳統」的發明，在《櫻花》一書之中的歷史敘事，其實亦可以看到不少起於江戶時期，比如櫻花的逐漸普及化，特別是經由浮世繪而在廣大民眾間傳播。但是櫻花在江戶日本的歷史恰恰是《櫻花》一書很少著眼的地方，多數是淺嘗則止，比如，對國體，忠孝一致等等的討論(可以見上面的討論)。 再者，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包括櫻花的國民化，應該都是可以上溯到江戶時期。

▲ 1870—1943年間日本帶櫻花圖案的軍隊徽章

補充一點：江戶時期的櫻花其實沒有《櫻花》一書中所說的普及，比如，提出國體論的水戶藩，以愛梅聞名，而非以櫻花，所以，在國體論里，原來與櫻花沒有任何聯繫，青年時代的丸山真男在其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書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反省，即是回到到江戶時期，發現日本的現代性在江戶時期已經開始自我展開了，而是後來的發展受到挫折，才慢慢地一步一步走上軍國主義的不歸路。丸山的詮釋即使在出版65年後，依然很能有效解釋明治維新的成功以及後來日本軍國主義的出現。也只有認定日本現代性的內生性(endogeneity)，才能更好解釋日本法西斯主義與德意兩國的共時性，也才能真正處理《櫻花》一書提到江戶時期開始的變化。

因而，更有意思的是，《櫻花》這樣本質主義的保守日本文化歷史敘事，同時亦是對現代性與法西斯主義的批判。因此，此書「被扭曲的櫻花」的說法，將做為法西斯主義亦即軍國主義美學的櫻花，重新政治化——即是指出這個政治美學隱藏一個驅動人們為國捐軀，為天皇而死的政治目的。 不得不承認此書在前衛進取批判現代性與法西斯主義，在後衛守成日本傳統文化的兩面作戰里，技藝訓練相當嫻熟。

於是，這本書對日本戰爭的反省，最後竟然只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的所作所為，扭曲濫用櫻花的象徵意義蠱惑日本人民，使得他們如痴如醉，為軍國主義賣命，日本人沒有問題，日本文化也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在這樣戰爭反省論述，神風特攻隊隊員，不再是妖魔，曾經也是活生生的人，因而再度取回人性的尊嚴，讓讀者可以體會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思緒起伏。 雖然，作者斬釘截鐵地說，此書不是為軍國主義辯護，不是要翻案，這都沒錯，但此書從櫻花的文化與歷史論述鋪陳之後，使得讀者可以同情地理解這些神風特攻隊隊員，這亦不得不說是頗為成功的平反。

因此，此書關於日本戰爭的反省，完全沒有脫離日本戰後左右主流戰爭反省的局限與不足，總是在日本人民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這點上面打轉，不太考慮在亞洲，尤其是與朝鮮半島為數眾多受苦受難的人們，往往認為亞洲人民的受苦受難，就是軍國主義在日本興起后的連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而已，真正首當其衝的還是日本人民。

此書的日文版，由左派出版社的龍頭老大岩波書局出版，一本為神風特攻隊隊員做了某種程度的平反，居然能突破日本左派的禁忌。非常令人遺憾，當此書為神風特攻隊隊員嘆息之刻，亞洲的受害人哭泣何在？不是依舊在風中哭泣？這也就是本質主義文化類型論的最大短板，非常弔詭，不管左右，最後總是為當局的政治利益服務。當《櫻花》一書將關於日本戰爭責任的反省美學化以後，於是這篇中文書評有必要將其政治化。

《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

[美]大貫惠美子 著

石峰 譯

商務印書館2016年10月出版

新書速遞 | 「飄落的花瓣如同為天皇而死的軍人」——軍國主義是如何被美學化的

《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中文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