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兇殘莫卧兒皇帝」的去妖魔化

【導讀】奧朗哲布的複雜性與矛盾性，隨著作者深入細緻的挖掘而立體、飽滿起來。大量「重見天日」的細節或許會加深人們對這位皇帝的好奇：比如晚年的他為何如此費力不討好地發動對德干高原曠日持久的征討？在寧願偏愛孫子和貴族大臣也不願意相信任何一位兒子具備帝王相之前，他是以怎樣的脾性和方式參與或見證了兒子們的成長？又是怎樣的相處讓他認定兒子們難成大器？

暴虐皇帝的「黑歷史」

奧朗哲布·阿拉姆吉爾（Aurangzeb Alamgir，1658/1659—1707年在位）無疑是莫卧兒帝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皇帝：先是弒兄囚父地攫取王位，在此後近半個世紀的統治期間又損毀了不少印度教神廟、迫害印度教徒、問斬錫克教宗教領袖……

我第一次聽到試圖替這位皇帝說好話的，卻正是從一位錫克教徒這兒。德高望重的印度國民「段子手」庫什望特·辛格（Khushwant Singh，1915—2014）老爺子在其歷史小說《德里》中騰出了一整個章節給奧朗哲布。在這之前，還不動聲色地抖了一個歷史的「包袱」：「你從未聽說過這位奧朗哲布還支持過印度教和錫克教寺廟的修建吧。」

作為莫卧兒歷史的門外漢，我當時的想法是：對哦，好像確實也沒人這麼告訴過我。

對這位皇帝的不假思索、不打一處來的怒氣從未偃息，在現如今的印度更是風波再起：2015年，經過以印度人民黨（BJP）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不遺餘力的奔走，德里市中心「地王」級別的「奧朗哲布路」終於灰飛煙滅，取而代之的是為紀念彼時剛去世不久的第十一任總統、科學泰斗卡拉姆博士的「Dr. APJ Abdul Kalam Road」。路名因被紀念者的名字變長而「增肥」了整整五個音節。至於這一變動給國內外路人在解釋交通時造成的不便，德里市政公司才不管呢！據說這趟「改頭換面」是市政公司員工在月黑風高的大半夜裡完成的。而對奧朗哲布作為暴君、盲信者（bigot）及宗教狂熱分子的口誅筆伐，更是早在七十多年前尼赫魯發表《印度的發現》時便開始了。

另一種路數的批評者則對三皇子奧朗哲布與大皇子達拉·希克（Dara Shikoh）慘烈的皇位爭奪戰耿耿於懷。他們帶著滿滿的歷史鄉愁，打包票似地祭出了一個著名的假設：要是當時獲勝的是對印度教有更多同情和偏愛的達拉，次大陸那充滿宗教矛盾的現代史一定就此改寫。

「印度教徒迫害者」？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羅格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奧德麗·特魯什克（Audrey Truschke）對這位極具爭議的皇帝生平的歷史還原，便再及時不過。

Aurangzeb: The Man and the Myth（《奧朗哲布：真人與迷思》）是一部篇幅短小的通俗歷史讀物。章節基本沿奧朗哲布的生平展開，平鋪直敘，語言上也無多少驚艷之處。但本書最大的價值，是回到歷史本身，挖掘出頗有說服力的證據，擲地有聲地完成了對「史上最兇殘莫卧兒皇帝」的去妖魔化。

比如，針對「印度教徒迫害者」的指控，作者指出，「印度教徒」在當時並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身份；當時的身份認同往往圍繞更為細小的區域或種姓來展開，如拉吉普特人、馬拉特人、婆羅門或毗濕奴信徒（Vaishnava）。由此，將針對某些印度教族群的個體行為泛化成針對整個「印度教徒」群體的行為，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何況除了印度教徒，奧朗哲布繼位前後也屠殺或迫害過不少穆斯林。而反觀印度教內部，正因為統一身份認同的缺乏及對宗教形象所蘊含的政治能量的充分認識，早在莫卧兒之前，次大陸的各印度教王朝自7世紀起也會盜毀不同教派的神像或摧毀對方的廟宇。

類似地，莫卧兒的行政官僚及貴族體系（mansab）也並非由穆斯林所獨享。而奧朗哲布對印度教貴族的提拔，更可謂莫卧兒前期之最：從阿克巴到沙賈汗乃至奧朗哲布治下的最初十年（1658—1679），莫卧兒貴族裡的印度教徒比例穩定在20%出頭。另一本講述阿格拉歷史與現狀的著作《在泰姬陵陰影下》(In the Shadow of the Taj）中也提到，莫卧兒帝國有大量頂級稅收官員不是巴尼亞就是婆羅門印度教徒。但在 1679年至1707年期間，這一比例上升了近50%，達到31.6%。儘管作者暗示這一比例的飆升很可能是用來招安馬拉特人的權宜之計，但至少可以看出，「宗教」絕非這位皇帝決定「厚」某一「此」而「薄」某一「彼」的唯一、乃至主要因素。

奧朗哲布對待印度教寺廟的態度亦十分類似。關於他在位期間損毀的印度教廟宇的數量，在一片模糊的歷史記載中，目前能給出的最精確的猜測是十幾座，且多集中在北印地區——換言之，奧朗哲布後期在與其糾纏萬千的德乾地區，並未採取類似的嚴厲措施。此外，也有旁證（波斯語著作Maasir-i Alamgiri）間接說明損毀印度教寺廟之事發生得並不頻繁。更重要的是，現有資料顯示，損毀寺廟的原因大多是由於它們所對應的宗教人物捲入了某些挑戰國家權威和帝國穩定的政治活動。類似地，無論是波斯語還是錫克教的歷史材料都記載，奧朗哲布是把錫克教第九代領袖德格·巴哈杜爾（ninth Nanak Guru Tegh Bahadur，1621—1675）的軍事行動當作威脅國家利益的行為來定性的。

跛腳的正義觀

這些事例也被用來佐證作者在本書一開始即提出的一個觀點，即大部分時候，奧朗哲布採取行動的出發點，皆源自其對所謂「正義」的追求。

波斯語經典中所傳授的正義包括政治操行（akhlaq）與倫理操行（adab）兩部分。至於皇帝本人對此「正義」作何理解，書中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而是在具體案例中加以呈現。除了上文提到的保護與摧毀寺廟的分野，他對「正義」的希冀還包括一群正直不腐敗且能及時給予民眾足夠保護（比如在路上不被搶劫）的官僚，以及對將自身視作道德楷模的堅持。

這種前現代的正義觀自有其歷史局限性：踩著兄弟屍體和父親意志而登基的那些時刻，正義明顯被對權力的嗜求擠壓得變了形。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問斬兄弟之前，奧朗哲布也都會先給他們安上一個煞有介事的罪名（據說達拉的罪名是棄伊斯蘭教；其弟穆拉德被處死則是「為之前的謀殺復仇」）以期名正言順，無論這罪名多麼經不起推敲。至於沒那麼容易糊弄過去的囚父之罪，在作者看來也確實給這位皇帝帶來了深刻而持久的心靈糾結。奧朗哲布甚至很有可能正是因此，才更堅定了完善自身作為虔誠教徒聊以彌補的決心。

對於達拉在皇位爭奪戰中為何輸給奧朗哲布，作者的分析也少了些悲情而多了些克制：後者（以及沙賈汗的其他三位兒子）16歲時便被沙賈汗派往帝國邊緣南征北戰。在1635年至1657年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跨度上，奧朗哲布的足跡因此踏遍位於現如今印度、巴其斯坦和阿富汗的巴爾赫、邦德爾坎德、坎大哈、古吉拉特、木爾坦和德干高原。與此同時，達拉卻因父皇的寵愛而留在深宮中，養尊處優地與印度教和伊斯蘭教高人一同神遊宗教哲學之奧義。

爭權奪勢畢竟不是請客吃飯，尤其是在深受波斯—中東文化影響的前現代時期的次大陸：莫卧兒王朝的宮斗自賈漢吉爾起一直到奧朗哲布身後，即使過程不如奧朗哲布及其兄弟所經歷的這般慘烈，卻也從不缺乏謀害、毒殺之類的戲碼。誰也無法保證如果最終的勝利者是奧朗哲布的兄弟，其過程又能免去多少血雨腥風。而即使到了三百年後的今天，波斯諺語「Ya takht ya tabut」（皇位或墳墓either the throne or the grave）換了件衣裳繼續西遊，依舊教唆著那邊廂黎巴嫩和巴以地區的狂熱分子「從別人手裡搶來雞蛋后不僅要立馬生吞活剝，就連蛋殼也要咬牙切齒地嚼得片甲不留」（轉引自托馬斯·弗里德曼《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

居廟堂之高而缺乏實戰經驗的達拉固然敗得引人唏噓，但在把歷史坐標往橫向和縱向作雙重拉伸之後，其必然性卻遠比歷史鄉愁者所願意看到的明顯得多。

去妖魔化的現實意義

需要注意的是，對這位「史上最兇殘莫卧兒皇帝」的去妖魔化，絕不意味著洗白：漫漫歷史長河，「非黑即白」、涇渭分明的歷史人物寥若孤舟，飄零在人性五十度灰的暗流之間。奧朗哲布便是這「灰色地帶」里的一個鮮活例證：「他畢生致力於維護帝國的正義和秩序，卻又做出弒兄囚父等明顯違背『正義』的舉動；他虔誠得會自己縫製祈禱的帽子，卻不時為品行惡劣的官員、腐壞的芒果或難成大器的兒子而動怒；他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卻選擇被葬在一具毫不起眼的墳墓里……」

奧朗哲布的複雜性與矛盾性，隨著作者深入細緻的挖掘而立體、飽滿起來。大量「重見天日」的細節或許會加深人們對這位皇帝的好奇：比如晚年的他為何如此費力不討好地發動對德干高原曠日持久的征討？在寧願偏愛孫子和貴族大臣也不願意相信任何一位兒子具備帝王相之前，他是以怎樣的脾性和方式參與或見證了兒子們的成長？又是怎樣的相處讓他認定兒子們難成大器？

或許是囿於篇幅，本書對這些疑問的展開並不多。日後如有新作能以同樣簡潔平易的方式對晚年奧朗哲布或作為父親的奧朗哲布再做進一步梳理，人們對這位皇帝的認知也一定會更為全面。而這一認知越是全面，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些基於情緒而非史實的厭惡與憤怒便越會失去立足之地。在我看來，這多少也是作者寫這本書的一個初衷。「我們無需寬恕研究對象的罪惡，也當然不必喜歡他們。」特魯什克在著作開篇這麼說。然而在個人情緒之外，更應警惕的是被社會化、政治化的有色眼鏡——不僅會對歷史有失偏頗，對現實也是毫無裨益。

奧朗哲布之為「史上最兇殘莫卧兒皇帝」，一方面是煽動宗教對立而達到「分而治之」目的的殖民遺留；另一方面，當宗教重新成為政治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維度，這一昔日遺留似乎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宗教矛盾眾多靶子中的一個。這個靶子確實也挺好用，以至於它的使用者經常忘了捫心自問，將這位皇帝的某些行為抽離出歷史全貌而選擇性地放大，不僅是以當代標準在苛求古人，將古人的形象變得扭曲而失真；將宗教對立照單全收，而不去選擇反思、寬容、理解和交融，又比遭其唾棄喊打的古人高明多少？比實體殖民更可怕的，往往是深陷其中卻仍理直氣壯的思維殖民。

至於那些把次大陸日後的歷史黑鍋甩給奧朗哲布之類特定歷史人物的想法，就和通過交易式祈禱把責任全都推給神（印度在神的供給側也確實堪稱世界之最了）的做法一樣，無異於智識上的懶惰。這並不是在否認信仰的價值，也並非對歷史人物的局限性作任何辯解。真正讓人擔憂的，是躲在信仰光環和歷史人物陰影之下而阻滯了對系統或體制因素、尤其是對自身所在族群的歷史責任的深層反思。也正因此，印巴分治這一深刻的歷史悲劇直到今天，在絕大部分人的集體記憶中，仍在「是他先動手的」、「不，是他先打我的」這種國小生打架的邏輯里原地打轉。

從「史上最兇殘莫卧兒皇帝」到真實歷史背景下的第六位莫卧兒皇帝，去妖魔化的奧朗哲布或許少了些扎眼、多了些寡淡。但長久以來，印度缺乏的從不是辛辣味、乃至火藥味十足的馬薩拉戲劇（masala drama）。若眼下這份把奧朗哲布還給歷史的努力能以其寡淡讓 「奧朗哲布黑」從馬薩拉戲劇的高溫中冷靜下來，便是當下印度所能期待的最富營養的一餐精神「解毒」。（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候選人）